文化构建的生态翻译途径

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构;二是外建。纵观中国翻译史,翻译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只有内构,却忽略了外建。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化较量,需要以生态翻译为手段,提倡“译有所为”的翻译策略,积极推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主张在他文化中建立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的建立,需要在他文化中取得话语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翻译文学经典化;二是“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生态视域下文化的建构,不仅重视“东学西传”,更提倡“东学西转”,以期补过拾遗,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鲁迅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整体观照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直到今天,国内翻译界对于鲁迅的翻译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部分学者认为鲁迅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本文通过分析鲁迅翻译选目中的“弱国情结”、翻译理论中的启蒙翻译文化观、“硬译”的方法论和“重译”的翻译路径,从翻译的历史语境视域出发,指出以上观点是从单一文化语境来看待鲁迅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的结果。本文提出鲁迅翻译理论的目的绝不局限于语言表层,而是一种改造中国语言文化、构建平等的民族关系的文化策略,其“硬译”的翻译方法是他的翻译目的在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     

构式语法途径下的英汉人名翻译

人名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音译原则,还可能涉及具体语境对人名形式的要求,甚至对非人名形式的选择等。翻译的构式语法途径可以提供更综观的描写视角。文章在基于构式观的翻译过程认知模式下,尝试对英汉人名翻译过程做出系统描写,将英语人名构式的汉译归为人名构式、类人名构式、超人名构式与非人名构式四类形式对应,十余种具体翻译策略,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译语表征图像建构阶段的拆解分析,呈现人名翻译的策略选择机制,并提出,实现译文表征图像的实体化是构式观下英汉人名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理据,人名翻译的复杂性可由动态翻译语境中译者对译文表征图像的不同建构方式来阐释。      

尊“他”重“异”－－中国近现代翻译伦理观

翻译是人类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和意图而进行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自我”与“他者”两种文化的交际行为,复杂的翻译行为需要翻译伦理的规范和约束。中国近代和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翻译实践所折射出来的翻译伦理观念——尊“他”重“异”,即：尊重他者,重视“异化”,并提出当代翻译伦理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      

互文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每个文本都是作为一种源自其他文本的马赛克图案而建构,每个文本都对其他文本加以吸收和转换,所有涉及文化各方面内涵的“前知识”都构成互文性参照.翻译本身也是一个互文的过程.跨文化翻译中的互文指涉,根据其在翻译实践中可保留文化内涵的程度,可采取的翻译策略分为两大类:直接翻译表达和间接翻译表达.     

中国文学外译模式考

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海外部分中 国文学外译本因过分忠实于原作而不能完全为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 部分因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无法充分地传达原文中所承载的中 国文化。中国文学外译模式有助于避免出现有问题的译作,为中国文化 准确而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以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外合作 模式为文学外译之翻译活动发起者模式;以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 、浓厚的中国情怀以及坚定的翻译立场的译者为文学外译之译者模式; 以兼顾译文忠实与流畅的策略为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模式。     

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探赜

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讨论和思考。在文学/文化翻译中,翻译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要素尤为重要,文化和历史深化于文本两端,是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从内涵深处影响着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和历史不但影响文本意义本身,同时对翻译思想也存在本体性影响,该视阈为国家翻译话语建构指明新的路向,即既坚持本我性和特质性,同时尊重他者性和异质性,注重人文性与交流性建设。译者应当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心态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以文化和历史为场域构建特色中国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推进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建设。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

在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中,除了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外,译本自身的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译本品质的形成而言,译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译者的语言文学修养、翻译态度、翻译策略等,既是制约译本品质也是制约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     

典籍英译的关联理论解读

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被译成外语。典籍英译便是这种译介活动的一种,旨在将中国的典籍作品翻译成英文,以弘扬中国文化。关联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进行明示——推理的过程,进而找到最佳关联并形成译文。因此,在关联理论视角下,译者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需要正确理解原文,寻找最佳关联并形成正确的译文。     

存异优先,兼顾规范——《道德经》英译中的译者伦理

典籍英译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而译者伦理是典籍英译中应首先厘清的一个问题。为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历时地对比分析了西方译者对《道德经》中＂道＂的英译,以求发现其背后所体现的两种文化间的较量。结果发现西方译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一个由漠视到尊重的转变,对自身文化的态度经历了由固守到兼顾的转变;尊重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兼顾译语文化规范应成为当下典籍英译中的译者伦理。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文学名著在我国被反复重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透露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展示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众所周知,译者并非处在一种理想化情形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翻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说,翻译界一般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通过对比研究分别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可以揭示译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归化＂还是＂异化＂;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受众意识——以德庇时英译《好逑传》为例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因缺乏受众意识,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步履维艰。从本质上看,文学典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受众是影响传播过程的要素之一。译者只有具备受众意识,仔细分析受众类型与受众接受动机,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回顾与展望

少数民族的典籍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国家和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少相关研究项目得到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众多优秀的民族典籍如藏族格言诗、蒙古族《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并出版发行。在国家相关部门、学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获得更多保障。     

《茶经》文化内涵翻译的“得”与“失”--以 Francis Ross Carpenter 英译本为例

陆羽撰写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典籍,其英译本对中国茶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价值。从典籍文化翻译的视角,重点考察美国译者 Francis Ross Carpenter 的《茶经》英译本中关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效果,并对译者英译过程中准确再现原语负载的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的得与失进行综合评价,为茶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以促进中国茶文化的有效译介和传播。     

后殖民语境下对等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典籍翻译中方位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考辩——以许渊冲英译《楚辞》为例

意象作为中国典籍作品中一项重要的文化元素,广泛存在于古诗词中,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却给典籍翻译带来不少的障碍。在对《楚辞》中的41对方位文化意象进行考察时发现,译者在处理方位文化意象时,在灵活使用多种翻译策略的同时,更倾向于使用同化策略以避免文化意象的亏损和缺失。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方位文化意象的对比分析发现,汉语文化圈和英语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的共同理解,是使用同化策略并最大程度避免方位文化意象在译语中亏损和缺失现象的基础。笔者建议:不同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没有共同认知的情况下,译者使用"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淡化策略以避免方位文化意象的空缺和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