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幽默诙谐性格论

文章认为苏轼复杂丰富的个性中显具魅力的是其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性格侧面.幽默机趣的性格使他以独特的目光去审视人生,走上艺术化的心理旅程.     

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

苏轼具有乐观的性格,超然旷达的人生观,和将生活趣味化、艺术化的不懈追求,他为后世文人 树立生活范式者以此,他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喜爱者也以此.本文从谈谐放诞的天性、超然物外的心灵、幽默风趣的交际、游戏趣味的文章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力图展示出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     

试论苏轼文学思想的求新特点

苏轼本人和后人都论述过他文学思想中的求新特点,他自己的诗、词、文创作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求新是苏轼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他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及标新立异的个性有着密切联系。     

赤壁不在

“去赤壁。”我对售票员念道。“赤壁?”售票员嘟着嘴开始翻查车次表。我叹气,车次表上又怎么可能会有?“去湖北嘉鱼。”我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哦!你不早说?”他愤愤道。千年前,醉酒的苏轼于某地题     

论苏轼词的审美个性

论苏轼词的审美个性吴帆苏轼的词既能从心所欲，从肺腑中流出，又不逾越词之＂规矩＂，既能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创造，又能超逸形体之外而富有远韵，这是苏轼词所独具的审美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苏轼以前的婉约...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分析

苏轼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全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艺术成就卓越,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书法和画作,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是豪放派的代表,早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藐视权贵,忧国忧民。后期作品超脱自然,解脱礼教束缚,尊重个性价值和人性之美。而六朝文学观历来被文人所诟病,但在苏轼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本文笔者从六朝文学观形成的原因和苏轼的人生轨迹与写作风格出发,探讨了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     

米芾的书法艺术观

米芾为北宋著名书法家,他集古出新,高举张扬个性的大旗,进一步推进了苏轼等开创的尚“意”书风。米芾推崇晋人书法,其书法艺术观也个性鲜明,提倡个人精神和书法创作的紧密结合。     

“天才秀逸““举体华美“:简论陆机的诗创作

陆机是最早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主张的诗人.他的诗广阔豪健,奔放飘逸,词藻典雅,绚烂鲜丽;同时又带有几分忧郁感伤、凄切凝重的色彩,具有极为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陆机尽管才多、才高、才大,但依然是“千古文章未尽材”,因为他最终未能像李白、苏轼那样,具有更伟大的精神与更辉煌的业绩.     

苏轼的易象与意象——以《苏氏易传·井》卦释义与“井”象为中心

在《周易.井》卦的阐释史上,一般都将此卦作政治化、伦理化的解读。《井》卦在阐释者笔下一般具有以下四种象征意义:养而不穷、井有常德、中正高洁、举贤任能。苏轼在《苏氏易传》中对《井》卦的阐释极为独特,其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在士人成为"弃井"之后,如何保持心性修养及独立人格;并且在苏轼以"井"为象的几首诗歌中,"井象"都具有《周易.井》卦的一些寓意。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早以一日之知,遂托忘年之契”——论苏轼父子与张方平的交谊

苏洵、苏轼、苏辙与张方平关系密切,关键在于苏、张之间政治取向上高度契合、私人情感上有知遇之恩,而苏轼、苏辙对张方平其人天资、交游、人格的倾慕,使他们的交谊具有忘年之契的特殊意义,也使苏轼兄弟或多或少有美化张方平之嫌。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论苏轼的人格魅力

苏轼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他崇高的人格魅力。苏轼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奋厉有当世志”。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地位和事功，而是爱民和为直道而献身，处穷时仍不忘兼济天下之志。二是忠言谠论，直而不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三是超然物外，旷达乐观，身处逆境而能保持心境的安适，超脱于世俗的苦乐和生死之外，追求进入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四是和诗歌共有着生命。他对自己平生功业的评价表现出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他有“诗能穷人”的深切体验，却认同“诗穷而后工”的观念，自觉地在穷蹇的境遇中追求诗艺达到新的境界，表现出极可宝贵的气骨与诗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