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西藏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党对宗教问题的一贯的基本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在贯彻执行党的这一基本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有了保障,宗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这一基本政策过程中,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认识上,出现了把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维修开放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和建立爱国宗教组织等与发展宗教等同起来;把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政策有保障信仰有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主张,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原则,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党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工作正反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恢复落实并重申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而且为新时期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奠定了基础.十六大之后,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明前期伊斯兰教政策简论

伊斯兰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历经唐宋元之后,到明初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一,经元代大批穆斯林入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迅速增长,做为伊斯兰文化主要载体的回族已基本形成,并遍布全国各地。其二,伊斯兰教在我国诸多宗教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开始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分析研究明前期统治者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明朝的民族同化政策与对伊斯兰教的宽松政策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从维护朱家王朝对中国的长久统治出发,对一些少数民族采取强迫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明初政策的消极倾向

明初政策的消极倾向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朱元璋一改宋元不抑商的政策 ,厉行重本抑末 ,使明初及此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工商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 ;摧折士人 ,窒息思想学术 ,其严厉和残忍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他不务远略 ,厉行海禁 ,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朱元璋将这些政策定为“祖训” ,要后世皇帝奉行不渝 ,故消极影响特别深远。明王朝处于 14至 17世纪 ,这正是世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 ,也是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丧失的时期。这种变化可以从明初政策的消极倾向中找到些许原因     

新时期我国民族宗教工作的历史与思考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源远流长,信徒众多,特别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有的民族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本文全面论述了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特点以及我国制定和实施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措施,同时就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动态

从本质上讲,西方学界对中国社区宗教传统(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的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具雏形,八九十年代后则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广泛收集资料之外,学者们也开始思索用什么样的分析结构来进一步阐释社会与宗教活动的相关性。对于宗教在社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学者们形成了如下共识:地方崇拜是权力的三角形网络中心(包括官员、精英和神职人员)中的一个主要节点,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历史一直与国家政策、制定政策的皇帝和高级官员以及处理政策执行问题的地方官员和精英们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而现代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则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中国现代时期政府和宗教之间关系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由此成为争辩的一大焦点。有关中国宗教传统最早的研究中就有一些是围绕教派主义运动展开的,另外一个长期令西方人感兴趣的话题则是中国的秘密会社,众多学者在这些领域内也贡献出了有价值的论著。     

历史视域中的宗教“五性”论——建国前党的宗教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宗教"五性"论,即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复杂性和国际性,也称之为宗教"五性"说。宗教"五性"论虽然是在建国后提出的,但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体现了我党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制定相应的宗教政策来解决不同历史时期宗教问题的实践过程。建国前我党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统战政策、对待外国传教士和教会的政策以及宗教土地政策的灵活应用正体现了这一点。     

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15世纪初,格鲁派通过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而创立,以其纯正的宗教思想和严密的佛学体系而新兴起来,格鲁派的兴起改变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和地方政治势力的格局,引起了明王朝的重视;而初兴的格鲁派亦顺应了明初以稳定与巩固西藏地方政治秩序为重点的治藏政策,与中央政权建立起密切、稳固的关系。     

论周恩来的宗教工作思想

宗教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周恩来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许多思想观点，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宗教工作不断前进，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立足国情科学定位周恩来是新中国的开国总理，他对关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统一的宗教问题，以及如何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宗教政策一直非常关心。建国初，他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宗教国情作出正确分析，从三个基本方面对中国宗教问题的现状与性质给予科学定位，从而确定了制定政策的立足点。第一，…     

中国美学主干说商兑

中国美学史上儒家与道家何者为主干一直争论不休,各种理论主张站在偏狭和片面的立场上扬己抑人,究其原因是论争各方用凝固和僵化的观点看待历史文化现象。文章对于三教合流的文化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提出了＂文化妥协论＂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基本理论支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儒家美学主干说＂进行了商兑,提出了＂学派无主干,根基有共识＂的论点。认为儒家与道家在两千多年的动态发展进程中逐步达成了文化的共识。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西游记》"心猿"考论

"心猿"作为孙悟空的代称,频频出现在《西游记》(百回本)的文本中,直接的源头并非佛教,更不是明中后期的阳明心学;这种特色鲜明的话语现象,是全真道带来的,再具体些讲,是受到王重阳、马丹阳著作影响的结果。这恰可证明唐玄奘取经的事迹的传播与演变,在"诗话"、"平话"环节之后,全真道染指于这一影响广泛的故事。教中某无名氏把已有的素材同自己的教义比附、熔渗,又发挥想象力,增加、丰满了不少情节,使得《西游记》成为辅教、布道的讲唱材料,其后,又有"华阳洞天主人"——对于道教不那么友好的人士在道教失势的时代背景下,从头整理、加工、定型,从而一定程度削减了全真道的色彩,并转变了全书的宗教立场(由道教辅教转为扬佛抑道),加入了玩世、骂世的内容,于是形成了"世德堂本"。     

从三言二拍看佛道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的描述中,可看出佛教和道教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众与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世俗化的功能、岁时风俗具有宗教色彩、佛道教丰富了语言等方面。     

葛寅亮与《金陵梵刹志》

葛寅亮是明朝后期的著名官员、学者。他廉能正直,兴利除弊,抵抗外国入侵,反抗清朝残暴的民族征服;依归王守仁心学,强调"悟",讲学授徒,修建书院、学校,提倡教育;亲近佛教、道教,乐善好施,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著作《金陵梵刹志》对研究明史、明代佛教史等具有较高价值。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儒、道、禅闲适思想探微

儒家以"仁"为核心,"进"、"止"相生,其所蕴涵的是一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闲;道家以"道"为本,求"逍遥游"之乐,在观照自然中拾得一份难得的恬静与从容;禅宗看"空"万物,随缘人生,于平淡随意的生活中收获一份任性自由的闲适之美.     

儒释道精神与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以儒释道精神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生活和行为方式;而儒教、道教、佛教作为宗教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尤其体现为对其天命观、鬼神崇拜意识等宗教心理的塑造.在儒释道教化大背景下阐释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意义的.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哲学的终结与道学导论的任务

哲学的终结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终结,而是特指作为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经由翻译philosophia而来的哲学,在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生,将表现为道学的重新开端,而道学的重新开端则首先体现为道学导论的墓本任务.道学导论不是外在地为一种叫做道学的现成学科提供一个导入其中的道路,而是本身即为道学的重新生成和展开.在现代中文的语文处境中,道学导论的基本任务是吸收转化质胜于文的逻各斯哲学,以文救质,在新的层面上重建文质彬彬的道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