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袁复礼教授与“花儿”

<正>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歌谣学作为一项专门的文学新兴科学而被正式列入大学课程,是从朱自清教授一九二九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开始的。这“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 我国最早的具有民主、科学观点的歌谣学著作,也当推朱自清教授一九三一年铅印的《中国歌谣》了。这本在他授课讲义基础上经过增补的中国歌谣学专著,内容包括:歌     

论前期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学建设

前期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学建设,包括总论性和分论性两部分研究成果。总论性的歌谣学,主要是对有关歌谣定义、范围、特征、价值、作用等的研究;分论性的歌谣家,是分类论述各类民歌(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时政歌、情歌、儿歌)有关的理论性建设。这种开辟歌谣学新时代的歌谣学,就总的根本性质看,应是新民主主义的,是科学、民主、大众的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盘王歌》简析

<正> 《盘王歌》是粤北地区历史悠久、广为流传的一首勉语瑶族传统民歌,是瑶人“打幡拜王”时必唱的歌谣.由于瑶族法事仪式内容不完全相同,《盘王歌》分为“还大愿”用的三十六段歌词(名为“大歌”)和“还小愿”用的二十四段歌词(名为“小歌”或称细歌).两者歌词不同,但七段插曲基本相同.这首歌是由女歌手(俗称歌(女麻))专唱,随法事的进行结合其分段而唱,以娱神乐众.它反映了瑶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内容纯朴和富于想象力,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盘王歌》的产生和流传,与瑶族所处的山区自然环境、生产斗争、生活习俗,以及瑶族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密切相连.     

秦汉简所见女子“去夫亡”考

一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录了一个女性“去夫亡”的案例: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整理小组认为,“去夫亡”即“离夫私逃”。女子甲以非法的方式私自逃离夫家,之后再与乙结合。从秦简记载看,当时这一类已婚女性逃亡甚至逃亡后再婚的情况或并不少见,如:女子甲为人妻,去亡……。(《法律答问》)甲取(娶)人亡妻以为妻,不智(知)亡,有子焉……(《法律答问》)“为人妻,去亡”亦即“去夫亡”,而“娶人亡妻以为妻”则是“去夫亡”之后再婚,同于“女子甲去夫亡……相夫妻”条。另据…     

“歌永言”的“永”何解?

《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永”,就笔者所见,有两种注释:(一)永,长,“歌永言”,“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页);(二)永,通“咏”(新版《辞海》上册第209页),声调抑扬地念诵,歌唱。《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01页)。我认为,“歌永言”的“永”应作第二种解释,根据如下: (一)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詠其声也”。本书与《尧典》同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它把“永”引作“詠”,可见当时的人是把“永”解作“詠”。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试论孔子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

<正> 用人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大问题。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人才。有了人才,政治就清明,国家就振兴;没有人才,政治就昏暗,国家就衰败。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无),则其政息。”(《中庸》)但是,人才是难得的:“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对此,孔子说道:“才难(人才不易得),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卫灵公无道,而没有亡困,是因为他任用了“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究问》)。人才的重要,于此可见。在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孔子针对世卿世禄制度,提出具有革新精神的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并根据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总结出一些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思想原则。     

别具一格的瑶族“信歌”

瑶族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有以歌代信的传统习俗。所谓“信歌”(亦称为“寄歌”“放歌”或“传歌”),就是用歌来写信,这在自称“勉”和“金门”的瑶族中尤为盛行。信歌在瑶族民间流传的历史相当久远,准确年代无可考。解放后所收集到的“信歌”,如《桃川信歌》写于清咸丰五年(1855),但它并非是最早的一首。许多流传于民间的“信歌”手抄本,大都不注明年代,可能是由于世代传抄遗漏所致。据《广西大瑶山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云,瑶族人民直接用汉文记录本民族历史,最迟是在明末清初,其方式多采用歌谣的形式叙述。由此看来,“信歌”作为口头创作产生的年代,自然要早于明清了。     

读《湘灵歌》札记

《湘灵歌》是鲁迅旧诗研究中的难点之一。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湘灵歌》的主题思想、写作背景和诗的内容的理解存有分歧。一、关于写作背景对这首诗写作背景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的背景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是红军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红军和根据地更加发展了,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鲁迅身在白区心在苏区”,他“在获悉反‘围     

史前《弹歌》之我见

在古籍所载的少数史前歌谣中,《弹歌》是公认的“太古之作”。无论就其内容的古朴和形式的拙直,都比其他歌谣更为可信。不过,《弹歌》的录著入籍较晚,历史研究者对它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以内容而论,或曰“最古的谜语”,或曰“古孝子之歌”,或曰“仪式歌”,“军葬战歌”,或曰“表现古代狩猎的过程的歌”。     

吴越诗歌谣谚刍议

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吴越民族能歌善舞。“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河图玉版》)。远古时代,歌舞总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因而,在许多典籍中还保留着“吴吟”、“吴歈”(《说文》:歌也)、“越吟”、“越歌”之类的说法。可见,在古吴越地区自有其独到的诗歌谣谚,笔者拟就散见在部分文献中有关句吴於越的歌谣作些初步的论述。     

晚清白话报与民间文学——以《安徽俗话报》为例

一、维新与革命 :晚清白话报之兴起中国现代报章、杂志刊载民间文学作品 ,源于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歌谣选 (1 91 8年 ) ,及稍后独立发行的《歌谣》周刊 (1 92 2年 )。其实 ,早在一八七六年 ,在上海创办的《民报》 ,其发刊词曰 :“此报专为民间所设 ,故字句俱如寻常讲话”① ,此报的创办 ,首开中国白话报之记录。及至晚清 ,各派政治势力出于宣传其政治主张争取民众或启蒙民众的需要 ,分别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着笑话、谚语、弹词戏曲及仿作歌谣等类作品。维新旗手梁启超主张用弹词、歌谣等通俗文艺形式编著《孔子立教歌》、《劝学歌》、《爱国歌》、…     

试论《左传》歌谣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歌谣史上,《左传》占有着突出的地位。它是研究春秋歌谣的重要史料,共收录歌谣达20余首。这些歌谣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时政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这种政治功能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预言功能、美刺功能和外交辞令的功能。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进行一番考察和评价,不当之处,望祈方家指正。     

仓央加措其人其诗

喜马拉雅山高峰险,雅鲁藏布源远流长！真是“江山如此多娇”,以其雄伟的形象塑造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就是诞生于西藏山南地区的仓央加措！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卓有成效的藏学先行者介绍其人其诗以来,迄于现在,几乎所有的译者、论者,都约定俗成似地将他的作品称作“情歌”,考察藏文的“古鲁”(mgur glu)或“贵鲁”(mgul glu)两字,都和“情”毫无关系,而“古”和“贵”的本意是“颈”或“脖子”,带有“引颈而歌”的意思,“古”还有敬语“歌”的含义,有的译为“道歌”。因此,过去翻译的《仓央加措情歌》,应正名为《仓央加措歌诗》。有人可能要问:不是也没有诗的意思吗,为什么要这样译呢?我以为,用以表明他的诗是可以唱的歌,然而又不仅仅是歌,还有比歌更深一层的诗的内涵。当然,译为《仓央加措之歌》也无不可。     

彭祖即巫彭

乐山市彭山县(汉为武阳县治和犍为郡治所在地)相传是彭祖的故乡。彭山产的一种酒因而就叫“彭祖大曲”。《华阳国志》说:“彭祖家其彭蒙”,“(武阳县)有彭祖祠”。彭蒙即彭亡(望)山,也就是现在彭山县双江镇(又称江口)的仙女山。山上今存后世修的彭祖冢、彭祖祠。双江镇古为彭亡聚,聚者小乡也。《元和郡县志》说:“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其实彭亡亦写作彭模、彭蒙、彭望、平无、平模等,当为古蜀语之对音,不能望文生义。     

“仟伯”新诠

在《汉书·食货志上》晁错给汉文帝的一篇上疏(《论政事疏》)中,指责商贾“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颜师古注:“仟谓千钱,伯谓百银也。”他把文中的“仟伯”解释为钱币,此释不妥。我认为此“仟伯”应指土地。 第一,从晁错上疏的上下文看,在论述商贾“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之后,接着就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这里把“仟伯”之得作为农民受兼并而流亡的原因,显然是指土地。 第二,从汉代商贾家赀看,其财富数目惊人。     

王安石才论略谈

王安石不但是中国古代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蜚声卓然的文学家、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在人才问题上,王安石的见解也同样是至为精当的。 首先,王安石高度重视人才,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亡”。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知人》、《材论》、《兴贤》等许多奏摺和文章中,他援引了上自尧舜、下至隋唐朝代更替的大量史实,雄辩地论证了人才得失和国家兴衰密切相关的道理,有力地批驳了恃权势傲贤、人才可用可弃等种种渺视、埋没人才的愚见和错举。他认为,不用贤能,不纳良策,也可侥幸偷安于一时,但决不能维持长久。     

古代怀乡诗繁富成因初探

在卷帙浩繁的古典诗歌中,以抒发怀乡感慨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怀乡诗句,如“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邶风·击鼓》)、“王事靡,维嗣我日”(《小雅·杕杜》)。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及以后各代的民间歌谣中,这类怀乡诗也是屡见不鲜,如汉乐府中的《悲歌》、《古歌》,北朝乐府中的《紫骝马歌》、《琅琊王歌》等等。在文人诗作中,怀乡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如《离骚》中有“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之语,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音律、声律、格律

苏轼在词的发展进程上作出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贡献之一是,在创作中,他对于部分词牌的句读、字数多少和各字的平仄不是一味墨守成规,而是勇于、且善于灵活变通,例子见后文。对此,人们给予了肯定。但人们在语言表述上,用词混乱,修辞有欠严谨。有人说:苏轼“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三册57页)这里用了“音律”一词。陆游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陆游说苏词部分不合声律。也有人说苏词的这种现象是不合“格律”,如:“苏轼写词完全以表达思想感情为主,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