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都市区的治理结构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区在资源整合中地位和作用的凸显,中国现行的行政区经济体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区域管理体制变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充分发挥大都市区的区域性职能。而大都市区的契约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框架,它主张削减凌驾于大都市区之上的省一级政府的权力,赋予大都市区以更大的自治权,让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多地承担起区域经济组织的责任。这也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径,且符合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变革的大趋势。     

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历史制度主义为探寻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和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经“两方分管”“三方分管”“公安机关统一负责”三个阶段。在动力结构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结构框定了体制变迁的基本方向,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以及公安、交通等部门间的竞争决定着体制变迁的具体路径。变迁过程具有基于体制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变迁逻辑和在“关键节点”对渐进变迁成果进行制度定型的演进逻辑。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协同治理的趋向,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关系、采取渐进策略、把握“关键节点”来克服阻力,从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中共纪检体制变迁的现实逻辑及其创新问题析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纪检体制几经变迁,最终成为执政党反腐的核心环节,是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纪检体制变迁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建国后纪检体制变迁的现实逻辑分为制度与历史两个环节。制度逻辑是纪检体制变迁的结构性前提,而历史逻辑则塑造了纪检体制变迁的特殊形态。对现实逻辑的把握不仅有利于我们对纪检体制变革中约束性因素的廓清,而且有利于我们对制度约束下的纪检体制创新问题作出相对客观的判定。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中的新时期传媒体制变革

新时期以来,传媒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着自身的体制变革。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审视,传媒体制的变迁历程经历了"二元化"改革探索期、"市场化"改革发展期和"双轨制"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新时期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体制变革包含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模式,只是在改革进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促使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动力因素则为明晰产权的欲求、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变迁主体的意愿。     

论大都市区与美国经济增长

大都市区是现代美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人口和企业在大都市区的集中,使新工业更易产生,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从而刺激了科技变革,增加了产量。大都市区比非大都市区有着更加广大的市场,更加专业化的劳动力和更加广泛和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这些优势使大都市区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大都市区政府治理的成功案例:1992年波特兰大都市章程

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是美国仅有的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并具有自治章程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尽管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体性地方政府,但它在区域性问题的协调合作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绩.对此,学术界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大都市区治理的典型.1992年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章程,是其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其某些基本原则,在大都市区治理方面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对这一章程产生的由来及其原因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认识.     

新城市化发展模式与地方治理——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新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本文认为美国新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化,但大都市区发展中由于地域蔓延和行政分割带来种种区域性矛盾.美国通过多维度地方治理有效地改善了大都市区发展中的问题.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新城市化阶段中的大都市区发展与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     

论乡镇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通过考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乡镇体制变迁并总结其经验、吸取教训,可以梳理出近代以来乡镇体制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以期探索现代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原则、发现未来乡镇治理体制的理想模式。     

美国大都市区多中心体制与一体化改革的新思路、新方法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是大都市化,大都市区凭借其特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中枢。美国大都市的发展已走过10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大都市区的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的经济结构、多中心的复合型空间结构和马赛克式的社会结构,反映了大都市区与一般大城市不同的复杂多样的特征。了解和认识美国大都市区管理的经验教训,辨析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推行体制创新、打破传统地方政府和行政区划束缚、争取城市建设和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区管理模式及其启示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郊区城市化发展迅速,许多大城市扩展成为大都市区,若干个大都市组合成为巨大的城市带,大都市区存在着多个政治实体,彼此的法律和自治地位平等,实行多中心合作的治理体制.中国市政体制改革的可行思路是:改革"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治,即市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改由省政府直接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中国大都市区概念的理论阐释

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是当今城市发展的高级形式。中国大都市区实践发展的客观实际迫切要求理论界对其基本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和阐释。从大都市区的基本问题界定、形成机制、划分方案、概念混淆的表现及原因分析等四大方面对中国大都市区概念厘定进行理论阐释和梳理,进而为深入研究大都市区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从生活—生产—生态的发展轨迹、地理—经济—政治的形成梯度、规划—建设—管理的治理逻辑、核心—腹地—世界的空间拓展四方面进行概念厘定,形成大都市区概念的基本表述,即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一种城市地域形式,是一个由众多的具有个性发展特征的城市有机组合而成的区域网络体系。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村环境有着劣化的趋势,这是与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分不开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法律对农村环境污染事件处罚的缺失等是重要原因。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加强环保教育,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及相关机制建设,加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正式制度创新与建设力度,以此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变迁。     

专区:美国地方政府体系中的“隐形巨人”

占美国地方政府总数40%以上的专区政府,是在美国地方政府零碎化、大都市区政府难产而大都市区的高速发展又迫切需要区域性服务的局面下的次优选择。专区弥补了大都市区政府的体制性缺陷,提供了较有效率的服务,同时也加剧了地方政府零碎化的趋势,利弊兼而有之。但在美国地方政府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大都市区仍在发展的前提下,专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国家现代治理应对动力变革的思考

社会变革是国家现代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各参与主体在治理体系的位置不同,其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也不同.应该看到,利益分配和调整是这种动力变革中影响力产生的源泉,而表现在制度创新、治理理念转变、功能多样化和主体能动性等不同的影响决定了动力变革的力量大小.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经济动力、民主化推进的政治动力、价值整合的文化动力以及多元主体聚合的内在张力构成整个动力变革的力量体系.要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结合新时代发展环境,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从制度建设的基础做起,强化思想引领,集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合力.     

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运行实践与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一座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都市。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在运行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治理主体构成、公共服务提供和治理方式选择上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其运行实践受到政治、地理和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实践对于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运行实践与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一座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都市。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在运行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治理主体构成、公共服务提供和治理方式选择上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其运行实践受到政治、地理和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实践对于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