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之新大王和故国川王考

根据《三国志》、《后汉书》和《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 ,可见新大王伯固是次大王遂成的弟弟 ,在位时间为 1 5年 ;高句丽确实存在过故国川王 ,伊夷谟不是故国川王男武 ,而是山上王延优     

辽代矿冶发展简论

契丹族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开采矿石和进行鼓铸了。但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对辽代矿冶业的创始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是《辽史·太祖本纪》:“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父也”。就是说铁冶鼓铸始自迭刺部太祖之父撒刺的。另《辽史·食货志》:“鼓铸之法,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从上述两条记载可以看出,辽代的铜、铁冶和鼓铸应是在阿保机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计划的利用铜、铁之利。但是也有的认为辽代矿冶和鼓铸应是开创在太祖时期,即《辽史·太祖本纪》:“五年(911)……又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冬十月戊午置铁冶”。还有     

《金史》校勘补遗

一九七五年中华书局新版点校本《金史》,是目前最为通行而且完善的《金史》版本。然亦偶有疏漏,今举几例以供再版参考。一、《金史》卷二《太祖纪》:“(太祖)乃入见宣靖皇后,告以伐辽事。”(见23页) 按:“宣靖”有误。《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传》:“肃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将举兵,入告于后。”事与《太祖纪》同。又《金史》卷三十二《礼志·上尊谥》:“(天会)十四年八月庚     

疊字男名錄

脫脱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梁王托匝刺瓦爾密元世祖第五子太祖以雲南險僻不欲用兵明年正月北平等將以所得王遺往漠北使者蘇成來獻太祖乃命待制王褘齋詔偕成往招諭王待褘以禮會元嗣遣使脫脫來徵餉脫脫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遂殺褘脫脫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太宗皇帝七子次四哈喇徹爾王位托克托大王原作脫脫脫脫明史卷一百六十一公主傳宣宗二女順德公主正德二年下嫁石璟璟昌黎人天順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肇州考

金元时期,东北肇州治所究竟在那里?这一问题,目前中外学者的看法尚不一致。有认为在今第二松花江北伯都纳东南的珠赫城(又叫珠家城)。有认为在今第二松花江以南。还有认为在今肇东县四站八里城。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考证,我认为肇东八里城是元肇州治所,而金肇州则在肇源县望海屯古城。《金史·地理志》记载:“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由此知金肇州即辽代的出河店。同上书《太祖纪》记载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阿骨打举兵抗辽时,当年九月汇诸路谋克于来流河(今拉林河)畔,并向士兵发布告谕,     

冯梦龙的历史小说理论与创作

本文提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不是根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增补而成,而是冯梦龙的独立创作。冯梦龙创作《新列国志》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动机,小说结构有其独到之处。在创作中形成了他对历史小说的基本认识,要求历史小说创作要严守史实,对历史小说和故事小说应该区别对待。     

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湮没多年。清康熙时徐乾学购得太祖至英宗五朝本《长编》的宋刻本,乾隆时《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太祖至哲宗七朝本《长编》,以后爱日精庐活字本、浙江书局刊本相继问世,流传渐广,治宋史者莫不引以为据。但四库本《长编》曾经窜改的事实,却未见有人提出过。本文之作,即为发四库本《长编》之覆,以便读者使用,兼及辽宋关系的一些史实。     

论宋太祖统一岭南

<正>《宋史》卷四八一《南汉刘氏世家列传》云: 乾德中,太祖命师克郴州,获其内品十余人。有余延业者,人质么麽,太祖问 曰:“尔在岭南为何官?”对曰:“为扈驾弓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业极力控弦不开。 太祖因笑问鋹为治之迹,延业备言其奢酷,太祖惊骇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诚然,在当时封建割据各国中,南汉政权的统治者刘鋹,对人民的压迫无疑是十分残酷的。这个集团的腐朽昏庸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宦官龚澄枢、陈延寿,才人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明史》校记三条

读中华书局本《明史》,得校记三条,今录之以就正于读者。一、卷131《费聚传》(页3582):洪武“三年封平凉侯……明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大战白石江,擒达里麻。”按:“明年”,承上文的洪武“三年”,即为洪武“四年”,误。征云南,擒达里麻,不是发生存洪武四年,而是发生在洪武十四年。据卷2《太祖纪》、卷126《沐英传》、卷129《傅友德传》、卷132《蓝玉传》等记载: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太祖命傅友     

戚继光籍贯考

<正> 戚继光的先世与籍贯史载详明。其子祚国等撰《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载:“家严讳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世家东牟,官卫尉,而为东海氏焉。考自始祖详,当元末时,从外氏避乱濠梁,居定远之昌义乡。会韩山童倡乱,徐寿辉等兵起,我太祖略地至定远,遂首先归附,选充小旗,戮力三十年。始除应天卫中所百户,后征云南阵没。上念开国功,授子斌明威将军,世佥登州卫指挥事。”斌子珪,珪子谏,谏子宁,宁子景通,景通子继光,六世相袭,定居蓬莱。正如《戚氏族谱》所载,自戚斌至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遂家于登州,隶蓬莱籍。”戚继光在《止止堂集》中     

《通鉴》胡注辨误一则

<正> 《通鉴》卷267,太祖乾化元年正月条载梁晋柏乡之役云:“赵人以深冀之憾,不顾剽掠,但奋白刃追之,梁之龙骧、神捷精兵殆尽。”胡注下云:“薛史本纪:开成二年,以尹皓部下五百人为神捷军。”按,“开成”为唐文宗年号,梁太祖年号为“开平”。查《旧五代史》卷4《太祖纪第四》:开平二年十月,“以尹皓部下五百人为神捷军。”《五代     

家庭题材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自近代以来，通过以家庭问题作为素材的文学创作去表现重大社会、文化内容的作品屡见不鲜。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巴金的《家》，以及后来的《子夜》、《日出》和《雷雨》，家庭的盛衰浮沉仿佛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不过，那时的家庭不是作为封建专制的象征，就是以金钱为纽带，离家出走成了那个时代家庭变革的基本主题。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普遍地建立了民主、和睦、平等的新家庭。新家庭成了人们日常物质生活的基地、精神情感交流的媒介和闲暇活动的场合。从《李双双》到《甜蜜的事业》，排除掉“极左”时期一系列的政治因素的干扰，…     

关于宋初“杯酒释兵权”的几个问题

为了确保全国的统一,维护赵宋王朝的长远统治,怎样集中军事权力,抑制地方军阀的抬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防止军人实力派的颠复活动,这是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建隆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太祖预备了一个丰盛的酒会,约请他的几位故人石守信等将领,同在一起饮宴。席间太祖作出罢免宿卫的决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杯酒释兵权”。 对于“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问题,最近本人阅读了有关一些书册,进行了排比考证,总觉得有些问题值得人们加以思考,今提出来,不妥及错误之处,请指正。 首先,关于太祖欲罢免石守信等将领宿卫的记载,最早见于丁谓《谈录》。据《说郛》三种载丁谓《谈录》云:(赵普)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关于辽朝后族室鲁的几个问题

室鲁是辽朝后族中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身世、妻儿及其与淳钦皇后的血缘关系等,仍然存在着很多谜团.经研究认为:室鲁属于淳钦皇后母前夫之族,与敌鲁是同胞兄弟,为淳钦皇后之兄而非弟;室鲁不是敌鲁,也不是萧仅的高祖父萧撒剌,更不是萧思温之父忽没里,至于室鲁是否为萧延思尚需研究;室鲁之妻应为太祖之妹余卢睹姑而非太祖之女质古;萧翰是否为室鲁之子仍需研究.     

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随园误记

袁枚《随园随笔》卷七《官职类上·领录尚书尊于尚书令》记有: “宋书褚渊传:太祖崩,遗诏以渊录尚书事。江左以来,无单拜录者。……”查《宋书》并无《褚渊传》。按褚渊确是刘宋朝的官员,曾以尚书右仆射的资格为宋明帝的顾命     

对托洛茨基《新方针》的再评价

托洛茨基的《新方针》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反对党中央的派别活动的新政纲”而予以全盘否定。实际上，《新方针》并不是与《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相对抗的，而是20年代初俄共（布）党内关于党内问题讨论活动的产物，不是“派别活动的新政纲’；它并没有肆意侮辱老干部，别有用心地阿谀青年，挑拨老干部与青年的关系；《新方针》是反对官僚主义、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