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文化的“变异复合”

本文评述了隋唐以来，关羽一人而渐次集有儒家之圣人、佛教之守护神、道教之帝君、民问之财神等数道光环的历史文化流程；认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关羽现象”，且具有独特性；“关羽现象”的产生，是文化“变异复合”的结果，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公信仰”文化现象溯源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中,能与孔子并列而千百年来备受人们崇敬者,恐怕只有关公了.孔子与关公,一文圣、一武圣,给人们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已深深地溶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人们在接受孔子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时,有自觉者,亦有不自觉者;而关公,本身无所谓思想体系,他完全是作为一尊偶象而被人们所信仰和崇拜.从偶象崇拜的角度出发,孔子的形象,主要是在文庙和私塾中供奉,作为至圣先师而受到旧时读书人的崇仰;而关公的形象,除了关帝庙而外,在道观、佛寺中也能经常见到,甚至一般百姓家中也供奉着这位关老爷,尤其是在一些行会组织中,关圣人的香火更是绵延不绝、随处可见,即便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东南亚一带的某些商人家里,也往往将赵元帅的偶象换成关大王.关公,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逾越千年,名震三界,乃至远涉重洋,扬威海外,被成干上万的炎黄子孙所景仰、崇拜.因此,仅从偶象崇拜的普及性着眼,关公较之孔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真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皇权政治背景下的奇特景观:忠文化与关羽崇拜

忠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推行"忠君"文化,倡导关羽崇拜是其重要环节。历史上,关羽一度是以"义""勇"形象出现在世俗社会中的。后来被塑造成"忠"的典型而加以顶礼膜拜。明代对关羽的崇拜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清代则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之后,忠君文化终于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孔子的先王崇拜心理及其对自身人生道路的影响

孔子具有突出的先王崇拜心理。他的这种先王崇拜心理体现在语言和行动中。孔子的先王崇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英雄崇拜,它的产生有其心理基础、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孔子的先王崇拜心理对他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孔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促使孔子不断积极进取;同时,他还给孔子的一生带来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论中国龟崇拜的历史演变

论中国龟崇拜的历史演变程自信关键词龟崇拜，历史演变，成因在我国古代，龟曾经是人们的崇拜物。作为一种积淀着先民情感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现象，这种对龟的崇拜，可以上溯至遥远的上古年代。被视为中华始祖的黄帝族、鲸氏族及东夷的一些氏族，都曾以龟为图腾，将龟看成是...     

“人”、“人民”及“人民之国”——浅析“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尽管＂个人主义＂一词发源于西方,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没有消失过对＂个人＂崇拜,只是这种＂个人＂是完全不同西方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是把＂家＂、＂家族＂、＂宗族＂等特殊群体作为价值对象的,而忽视了＂个人主义＂所拥有的＂公共精神＂。     

义士·忠臣·帝神──关羽形象的演化及其文化涵义

在猛将如云的三国，关羽的功绩比不上东吴的周瑜，也比不上魏国的张辽．即使在刘备麾下，他也未必能超出张飞、赵云和黄忠．但是，在后世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关羽的形象却大放异彩，关羽的名字家喻户晓，世代传颂．他曾经被人们称颂为扶困救危的江湖义上，后来又被美化为大义凛然的一代忠臣．明清以后，关羽竟被尊崇为“武圣”，成为帝神，与文圣孔子并列，关帝庙、关帝神像遍及全国．一介武夫，被后世人塑造为义士、忠臣、圣人，既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戴，又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成为全民族崇拜的偶像．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器”的语境还原与“君子不器”的重新理解

孔子所谓＂君子不器＂之＂器＂并不是后来所谓的实用器皿或工具,而是礼器。由于孔子置身于礼器文化开始衰落的时代,因此其对＂器＂的理解亦包含诸多矛盾,这种矛盾正好构成了孔子关于＂器＂的话语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直接影响到后来整个中国文化对＂器＂的多重论述。     

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

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刘永华神明崇拜指由官方和民间组织、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把、礼拜等仪式行为。对于神明崇拜象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研究者多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象征在时（不同时期）、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方面...     

论科尔沁山崇拜的文化传承

山崇拜是蒙古民族的原始自然崇拜之一,它与蒙古民族的生活环境、经济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息息相关。科尔沁山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蒙古民族的山崇拜文化传统,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蒙古民族＂以山为中心＂的文化传统;蒙古民族狩猎文化传统;蒙古民族生殖崇拜文化传统;蒙古民族独目巨人山神文化传统。     

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

唐德宗在建中三年接受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以关羽配享姜尚;建中年间郢州刺史郎士元游关羽祠,表达了对关羽的钦敬。贞元元年平叛元戎李晟夜梦关羽请求助战;而贞元二年曾任宰相的刑部尚书关播奏请罢祀关羽等诸将;贞元十八年荆南节度使裴均令地方重修玉泉山关羽庙并命董侹撰文。这些事件的汇合使得唐德宗君臣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关羽崇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帝王崇拜关羽的系列中,唐德宗无疑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

清初统治者在历代帝王庙中专门建造关帝庙奉祀关羽 ,并不断加封 ,彰其忠义 ,使关帝崇拜在清朝发展到极盛。这进一步说明作为少数民族的清初统治者为维护皇权、笼络民心而极力倡导关帝崇拜 ,正是由于关羽的仁、义、礼、智、信符合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规范 ,是统治者利用神权进一步加强统治的表现。     

儒生与关羽崇拜

关羽崇拜是民间信仰中较为突出的信仰形态之一.关羽作为一代武将而被崇奉为神明,似乎与追求金榜题名、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儒生并无关联.事实上,儒生与关羽崇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儒生推动的儒化关羽的过程,使关羽不仅为儒生所接受而且为其由区域神转向全民信仰大神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关羽神在为儒生接受之后,他又不得不违背儒生为其定位的道德标准.     

“年忌”习俗的文化阐释

年忌是中国广泛存在的民间习俗,主要包括本命年、明九、暗九以及七十三和八十四两个年龄数字。它们是数字崇拜的产物,经历了由＂数感＂到＂数崇拜＂再到＂模式数＂进而形成年忌这一发展过程。对年忌习俗的文化阐释,应该从模式数的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民俗求吉心理两方面进行。     

论明清时期“关羽现象”的演变和发展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关羽现象 ,认为通过明清两代前期、中期、后期的推波助澜 ,关羽被赐封号由侯而帝君而大帝 ,祭祀规格由一般奉祀而群祀而享帝王之礼的中祀 ,行祭人员由大臣而亲王而皇帝 ;关庙创建的范围由窄而广 ,数量由少而多 ;关羽成为人神之首 ,凡助战斗、治病除灾、佑科举、诛伐叛逆 ,无所不能 ,具有多方面的神格 ,其崇拜和信仰者极为广泛。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改写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来自异质文化思想的交互影响;二是中国19世纪所面临的＂保种＂的重压。二者从文化和现实方面迫使达尔文主义发生变形。通过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可以看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不是单向度的输出和接受,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两个异质文化体之间＂文化协商＂或者说是＂文化翻译＂的产物,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经过＂改写＂的达尔文主义。重要的是＂改写＂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更是来自背后的本族文化因素。因此,研究视野应从单一的译本扩展到背后的文化文本,进而探究中国本族文化是怎样介入到进化论的翻译及传播过程中来,并在近代中国构建国家思维过程中起到作用。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论老子“尚阴崇母”思想及其来源

“尚阴崇母”是老子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这种崇尚女性的思想与中国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则受到了原始女神崇拜神话扣殷商文化的影响，也是对西周末年父权文化的一种反思。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