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蛇郎故事比较

梳理蛇郎故事已经取得的研究成就,在此基础上对两篇典型的中国和日本的蛇郎故事进行比较,探析两篇蛇郎故事背后的社会、历史及心理文化根源。     

论《蛇郎》故事的道德教育价值

《蛇郎》故事是广泛流传于我国的一个民间故事类型,主要讲述俩姐妹围绕蛇郎产生的矛盾冲突,表现她们在思想性格及道德品质上的差异.作为一篇民间文学作品,《蛇郎》故事不仅具有文艺的审美价值,也对广大女性有着思想教育和道德规范的作用,以现代文化观念来看,该故事无疑包含着浓重的封建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中所显示出的我国女性勤劳、善良、勇敢、包容等传统美德是现代女性仍然应该学习和继承的.     

东汉 "故事""服阕还郎"小考

汉代“故事”是律令以外政府行政中的惯例部分,实具制度的性质。东汉“服阕还郎”的“故事”规定,凡在郎署和由郎署迁出的中央散吏,或已经决定由郎官出补但还未出京师的官吏等“宦皇帝者”,其去官为亲行服时,还保留着与皇帝的私的关系,保留着郎官的身分,服丧后要直接还署为郎。这种保留郎官身分的做法大致产生于东汉,表面上是对郎官的优待,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主要是为了维持郎官的数量;同时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东汉官制中的品位因素。     

从"挺郎"与"批郎"看和谐社会的学术争鸣--简评《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

简评"挺郎"与"批郎"之争,兼及海派经济学与简评"郎旋风".     

蛇的故事新编

蛇的故事在不同时空的不同作者笔下被多次"故事新编",分别打上了时代和作者独特的烙印.从冯梦龙的"情教"到刘以鬯的现代意识,再到李碧华的女性情感困惑和宿命,蛇的故事在不断地得到重新阐释.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智慧与雄心的隐秘追求——《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之"蛇"与"鹰"的隐喻意味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通过叙写摩尼教新教人物查拉斯图拉的精神生活和灵魂独白,用蛇与鹰、蛇力与鹰力隐喻了人类精神中两种最高贵的倾向:智慧与雄心。此二者的交融是全书意义的逻辑起点,并回应着西方哲学史上以知识与力达成人类自我拯救的永恒主题。而之所以用蛇与鹰命名人类本性中的智慧与雄心,原是印度智者受鹰、蛇之原始图腾崇拜影响的结果。     

“蛇神”的浮士德之魂

本文认为蒋子龙的《蛇神》和歌德的《浮士德》比较,有很多相似之处。浮士德和“蛇神”的本质特点都是在追求、奋斗和超越中趋于自我完善;他们身上凝聚了时代先锋人物的特点;他们以恶抗恶,以恶卫善,人性恶“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在他们潜意识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情与性的对立和分离;自杀未果反使他们思想升华,成为大写的人;并且在大自然的启示中获得顿悟和平衡,正本清源,归朴返真。     

"中国情趣"、中国旅行与东方主义——《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述评

将赛义德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理论应用于日本,并以谷崎润一郎为例具体分析了日本大正时代的东方主义话语。本书有三个特色:一、不仅指出了谷崎的东方主义话语,而且还明确了他的“西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二、以“中国情趣”为突破口,来探讨谷崎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中国观。三、详细考察了谷崎的两次中国之旅及与中国作家的交流,并分析了中国旅行对他创作的影响。该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对中国读者全面理解谷崎润一郎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宗教情绪与人伦精神:中西蛇女故事比较

蛇女故事最早产生于中国。自公元前后一传入欧洲便被宗教化 ,从而得到广泛流传和发展。但到了十六世纪以后 ,随着宗教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和宗教派别的多元化 ,使其丧失了特定的宗教意味 ,从而结束了该型故事兴于宗教情绪又衰于宗教情绪的欧洲历程。而蛇女故事在中国人伦精神的哺育下 ,演化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异文形态《白蛇传》 ,融于儒家尚理重情的文化体系中 ,成为中国人伦精神的一部分 ,从而获得极其强劲的艺术生命力     

交流与传承的典范——论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

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关系的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不可绕过的问题。它不仅从个案上拓展了中日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对我们深入研究郭沫若与日本作家的关系有着较大的学术价值。通过史料的收集梳理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事实关系;通过其小说的比较研究两者的审美关系,从中得出两者小说创作间的异同,从而拓展现有的研究视野。     

对《聊斋志异》中“田七郎”的新解读

关于《聊斋志异》中的《田七郎》篇，历来研究者多从修身、交友、报恩、侠义的角度切入，本文则从小说中一段未被研究者注意的对话入手去思考田七郎的出身，进行新的解读，并对该篇中的人物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善”:西田几多郎与摩尔之比较研究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西田几多郎关于“善”的研究颇具新意,从与摩尔的比较来看:善可否定义？西田认为善是纯粹经验状态下意志的发展完成,也是知情意合一、主客相融下的人格实现;摩尔认为善不可定义,否则就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善何以认知？西田认为通过“知的直观”可以认识善,这一点和摩尔非常相似,因为摩尔主张通过直觉来认识善;不过在西田将直观贯彻到底的同时,摩尔却将善事物的认知付诸了经验。善如何实践？西田通过人格的内在统一将个体善与社会善结合起来,以达到“完整善行”;摩尔则通过对快乐主义的改造,通过强调行为产生的效果来处理现实伦理问题。两者的不同集中体现为,西田的理论是一种基于先验直觉的意志论伦理学,而摩尔则是一种带有经验论色彩的直觉论伦理学。两者的比较对“善”的理解有重要借鉴意义。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

谷崎润一郎和欧阳予倩之间的友谊断断续续维持了三十余年,这在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是较为少见。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的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手法上,也都曾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影响。与此同时,欧阳予倩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倾向与其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并非矛盾。因此,欧阳予倩在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同时,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其最为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借鉴谷崎的理论和创作技巧．此来传达作者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     

论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基础的关系——从山东军民的四川抗震救灾实践说起

四川汶川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历程,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事实说明,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块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石.     

多郎麦西莱甫研究——维吾尔族历史与文化特质的一个缩影

麦西莱甫是维吾尔族具有悠久历史的以歌舞和游戏为主的民俗文化活动。这一活动在音乐、舞蹈、民俗等方面的独特性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研究多郎麦西莱甫,不仅可以体察维吾尔族的民俗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借以考察该民族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照方式,考察其在该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形成及塑造民族性格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中国情趣”、中国旅行与东方主义——《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述评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的作者,独出心裁地将赛义德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理论应用于日本,并以谷崎润一郎为例具体分析了日本大正时代的东方主义话语。该书有三个特色:1.不仅指出了谷崎的东方主义话语,而且还明确了他的“西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2.以“中国情趣”为突破口,来探讨谷崎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中国观。3.详细考察了谷崎的两次中国之旅及与中国作家的交流,并分析了中国旅行对他创作的影响。该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对中国读者全面理解谷崎润一郎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

李攀龙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其主要表现为一种自觉的主盟意识.在此意识支配下,他积极主动地聚集志同道合者,结盟立派,确立了其盟主地位.这主要是通过倡导、施行较前七子更狭隘、偏激的文学主张,以及推行更为严苛的行为规范来实现的.在加盟者的配合下,李攀龙此举引发了广泛的文学轰动效应,明代主流文风为之一变,前七子流失的文学权力,复...     

唐五代岭南诗歌的“蛇”意象——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岭南诗歌比较简

“蛇”意象是独具岭南特色的动物意象。“蛇”意象在岭南诗歌中多次出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蛇”意象的审视角度与态度都不同。通过对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两大群体诗作中“蛇”意象的比较，分析其差异点，并探究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