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真商人与东北亚丝绸之路

明朝沿用辽、金、元古道开设的东北驿路,不仅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与管辖,而且在东北亚贸易方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往来于东北驿路之上的女真商人,由女真各部的首领构成,虽然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商人,但在沟通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货物往来方面,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女真商人的存在,中原地区的丝绸得以流转到朝鲜、日本等东北亚的大部分地区,使这条驿路成为明代中国与东北亚地区之间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     

李石族属新证

金代参知政事李石,其族属长期未能辨清,颇有进一步考证之必要。李石字子坚,辽阳人,贞懿皇后之弟。贞懿皇后为金世宗的母亲,李石为世宗母舅、宗室成员。他身居高官,辅佐世宗忠心耿耿,虽敦厚寡言,而器识过人。在关键时刻,能提出远见卓识的意见,屡被世宗采纳而成其大功。由于历史文献以讹传讹和考证工作的疏忽,李石的族属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项空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人考证出李石的族属。近年来,蔡美彪等所著《中国通史》第六册问世,其中提出:“世宗母舅李石拥立世宗即位,由参知政事进为尚书令,是朝中渤海人的     

王充教育经历新证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其所习典籍及藉由经学训练而形成的基本知识结构与东汉的王公贵胄、知识精英、底层胥吏并无不同。王充确曾赴京师洛阳研修《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而非在郡国的经学教育机构学习上述典籍。王充与班彪、班固过从甚密,《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充满温情,"王充系自学成才""王充不曾师事班彪"等说法难以成立。     

需求弹性系数公式新证

需求弹性是需求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学和物价学时所经常使用的重要工具。这一理论是马歇尔首先提出的。尔后,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对这一理论做过大量的研究和论证,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对弹性系数公式的确定和使用,却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普遍使用的弧弹性公式,不是存在错误,就是不能得出精确的结果。这个问题阻碍着需求弹性理论的深入研究,给经济学家和实际部门的使用者解决具体问     

明代书目中的五经新排序成因初探

明代书目对五经的排列,普遍呈现《易》《书》《诗》《春秋》《礼》的新顺序。这与《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书目中《易》《书》《诗》《礼》《春秋》的排序有所不同。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宋明以来书目分类体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也有疑经思潮、《礼》学衰微等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礼》学在宋明清三代学术演进中的沉浮,同时反映了汉学经学体系从解构到重建的过程。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

对于明代杭州刻书,学界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的领导地位。笔者统计明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繁盛不能低估。这里既有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又有纸张等刻书材料充足、刻书成本低廉等优越的刻书条件,特别是浙江省识字人口多,科举考试人口众,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为书商刊刻科考用书提供了消费市场,杭州的科考用书更是远销华北各地,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使民间社会有余力消费书籍商品,江浙两省藏书家多,都助长了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上占首要地位。因此,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新证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不仅具备群众武装起义必须具备的一般条件,而且有它独特的条件;“响应北伐军”不是这次起义的目的,民众直接参加政权才是起义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思想在三次起义中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武装起义,二是民众政权。对这次起义应围绕这两点评价,评价应恰如其分,不宜偏高。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史事新证

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新的史料,本文从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会议缘起、准备过程、会议进程和决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此次会议进行辨正和分析。本文认为,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中国政府面对外部压力,见招拆招的结果。此次会议展示了中国肺鼠疫防控的经验和效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会议的经验总结对中国近代防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这些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本文还对参会人员及其情况进行了考证和修订。     

饕餮新证——古代青铜器图纹研究

殷周时期的青铜器镌刻的动物纹样,其指向是远古时代的生活、生产、战争。饕餮是其中最为困惑人们的一种图纹。它的真实意义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宋代以来,学者曾对此作出种种解说。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另僻新说。通过语源学、民俗学、文献学以及考古文物材料的考辨,认为“饕餮”一词由“贪”衍化而来。它所隐藏的社会意识就是把贪婪作为敢对部族的象征铭刻在祭器、礼器上。而这一部族正是用羊作为图腾标记的羌戎。这种对立,体现了传说时代中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之间的战争、联合,最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过程。     

(《明代东北社会研究的新收获》)(英文)

NortheastChina,oncecalledManchuriainWesternsinology,wasanintegralPartofChineseterritoryintheMingdynasty(1368-1644),andduringthelaterMinghaddirectrelationswiththecontemporaneousQingdynasty,firstcalledtheLaterJindynasty(1615-1644)priortotheentryoftheManchuarmiesintoChinaproperin1644.Thus,thestudyofnortheastChinesesocietyintheMingdynastyiscrucialforthestudyofMingQinghistory,althoughasubjectneglectedinthepast.ThisrecentlypublishedworkforthefirsttimeprovidesathoroughexpositionofMingsocietyinn…     

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

五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讨论,郭沫若、王国维两家之说势均力敌,所以至今两说并存,王说略占优势。近年来郭沫若所主张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有高涨之势。学术界继李伯勋的《司马迁生卒年考辨》①之后,有苏诚鉴的《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②,吴汝煜的《论司马迁生年及     

杜甫《一室》诗编年与写作地点新证

宋以来的学者多认为杜甫《一室》诗是上元年间(760、761)在成都所作,诗意是盼望早日离开蜀地、前往荆楚。通过对颈联、尾联文意的疏通,并结合杜甫晚年行动规划、在夔州时的情绪心态及夔州地形环境,可知杜甫此诗是大历元年(766)春至大历二年年底在夔州所作,诗的主旨是盼望早日离开夔州回归中原。     

《天兄圣旨》中“团方”“团圆”新证

太平天国印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本证。王庆成同志从伦敦英国图书馆摄回的《天兄圣旨》两卷,无疑是太平天国的文献珍品。在此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仅有六次①。而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却记录下戊申年(1848年)九月至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十五日这段期间的“天兄一百二十余次下凡事”②。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天兄圣旨》中明确提到金田起义前的“团方”“团圆”及其有关史事进行一番考索。“团方”一词,其它太平天国印书中从未出现过,唯见于《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八月初五日(185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劳心下凡”传言说:“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初六     

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从浙江有关徐偃王的遗迹谈起

“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这是三十年代郭沫若在他的名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首先提出的,虽然不无猜测之辞,但确有先见之明。一九八二年三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越国古都一绍兴市的坡塘公社狮子山,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根据铭文,知道这批铜器系徐国制造。徐器在越地出土,无疑为郭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我们在考证这批铜器铭文时曾指出,徐人势力深入浙江境内的事实,在地方志上早有所反映,浙江各地有许多与徐偃王有关的遗迹,这些遗迹,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问题。徐国本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大国,史书及铜器铭文上称之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苏省泗水一带。作为徐国的典型代表而常被后人称道的徐偃王,是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人物,《尸子》说他“有(?)(筋)而无骨”,“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     

《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

:顾颉刚与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学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古史辩”与“古史新证”都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顾、王两人的学术渊源、史学方法以及对于后世影响的初步比较 ,指出顾氏疑古思想的复杂层面和王氏古史新证的局限性 ,同时亦指出无论“古史辩”和“古史新证”都是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一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