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在我校的一次学术讲演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心与物的关系。心,指情意;物,指形象。词比较注重比兴,即用一个形象做比喻,传达情意,或者看到一个形象,引起情意感动。但不论比还是兴,都有一个由此及彼的的联想过程与感发过程。而诗则不同,它除了比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法,那就是赋。赋是直接叙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直陈其事”。这并不是说,赋就不需要物对心的感发作用。要写出一首好诗来,必须象     

论《周易》中的赋、比、兴

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理解,并将《周易》看成一部原始歌谣集,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显得较为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虽然赋、比、兴的运用并不成熟,但却增加了《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色彩。     

两晋咏物诗略论

咏物诗始兴盛于南朝,学界多有论及。其实咏物诗在两晋时期就已出现,因为存世数量不多,所以一直以来不被重视。两晋作为咏物诗由比体向赋体转化的衔接时期,对比体咏物诗由情入理的完善和促成后世赋体咏物诗的兴盛有重要贡献。     

《周易》中的赋、比、兴及其思维基础

《周易》卦爻辞具有诸多文学因子,可看做是一部原始歌谣集,具有一定的文学意蕴.同时,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界定,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略显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周易》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非偶然,因为其思维基础是《周易》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比、兴、赋释俗

比、兴、赋作为我国诗歌创作方法的优秀传统,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得到高度评价,被肯定为形象思维不能不用的创作方法而大放异彩。 前些时候,报刊上开展形象思维的讨论,发表过不少关于比、兴、赋的文章,对比,兴,赋的概念作了大量有益的阐述。但是,从语文教学的实际出发,本着“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给比、兴、赋作出通俗的解释,迄今尚付阙如。就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课本中既有大量文艺作品入选,作文又离不开形象思维的训练,那么,弄清比、兴、赋     

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与文学意蕴的形成

根据《左传》的记载,先秦时期古人赋诗、答赋有其特定的礼仪形式。入汉以后,汉赋继承了先秦"赋"的礼仪形式,汉初赋家更是将其作为入仕的重要手段,使赋体成为与奏疏相似的应制文体。汉代赋家"倡优"的特殊身份,造成了汉赋政治地位的降低,使汉代赋家逐渐远离了政治中心,造成汉赋礼仪功能由此进一步减弱,而文学意蕴得以加强。     

李杜赋合论

唐人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诗赋为纯文学中心的传统,赋在唐代文学创作中仍占重要地位。本文从赋的创作思想、李杜在赋体创作上的各自定位、赋风与赋艺这样几个方面对李杜赋体创作进行比较系统的讨论。李、杜以诗家而兼擅赋体,其赋学思想继承汉代而有所发展,主要是引诗学入赋学。赋体在李、杜的创作定位不同,李白在赋体创作中具有与其诗体创作相近的通过复古而全面突破赋史的宏伟计划,其赋体以讽喻、抒情为主,杜赋创作集中于中年,属于唐人献赋求仕的创作行为,其赋以雅颂为主。但李、杜赋都具有纯正的内容,都有丰富的政治主题。     

刘熙载辞赋创作论

辞赋创作论是刘熙载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赋概》对赋体文学创作发生的主客体关系、辞赋内容的具体要求以及赋体文学审美特点在创作中如何实现等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深入地探索。刘熙载的辞赋创作论不但对研究古代赋体文学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评《锦瑟》诗的笺解

梁代的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论专著《诗品序》里,是这样·探讨诗歌的艺术性的: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赋用·国运:《历代赋汇》编纂与校订的文化意涵

"用"是中国文学在早期即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赋体即因"用"而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文类,赋体由"赋诗"而来,又投入到"用《诗》"、"用经"的文化体认和建构的事业中去,"尚用"成为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早酝酿成熟的一个理论。从班固《两都赋序》到白居易《赋赋》均主张赋为"古诗之流",提倡借用经义"王言",重拾三代"王道"风尚,至康熙帝御定《历代赋汇》亦为彰显朝廷旨意和国家意志。《历代赋汇》即是历代赋之"能用"的大集合,是历代"王言"的大汇聚,直接关乎"国运",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具有启迪意义。     

汉赋分类新探

在前人对汉赋体裁分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对汉赋体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前人的不足。根据赋体各自的特点,从共时性角度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汉赋体裁的样式,似应为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骈体赋、杂体赋;就其规模而论,五类赋均有大赋、小赋之分;就其表现手法而论,五类赋大都有体物、叙事、抒情、议理等四类。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建议尝试采用“辞赋”、“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等名称。这样方能避免分类紊乱的现象。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论毛泽东诗词的形象思维(下)

四毛泽东在信中又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同比、兴两法一样,赋也是自《诗经》以来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谢榛曾经对《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作过统计,他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由此可知,赋的运用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是相当广泛的。对赋这种表现手法,我国历代诗论家有过不少论述。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说:“赋之言     

古典文体的现代命运 --以20世纪赋体文学观念及创作为中心的思考

赋是一种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体,这一特性使其发展由穷极变化而至丧失自我。20世纪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塑造了新的赋体观念,也影响了赋体创作。有人认为赋是陈腐的帮闲文学,应当遗弃;有人则取其长于歌颂和体物抒情的特性,移植于白话诗歌散文的创作中;也有人试图恢复赋体的文言创作传统。但赋体所面临的文体和语体的尴尬,仍然十分突出,有待解决。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对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