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教中的诗性意识

孔子诗学是以诗教有核心的,在孔子诗教中体现了诗性意识。汉儒以“经”解诗,诗性之汩落了。     

孔子“诗教”艺术的“仁学”本位解读

每一个民族都有孕育自己成长的诗歌教育,为什么独有孔子的诗教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跳出以文学、美学等角度分析诗歌艺术的传统视野,从孔子教育的最高宗旨仁学之本位来解读诗教,可以见知,诗教是一种生活教育,是情感调解的中和之道,是礼乐精神的内在确立。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诗教与美育——从唐弢先生的一道试题说起

诗教与美关系密切。绘事后素、辨声之邪正均源于诗教,其尽善尽美的论述更是孔门儒学的最高境界。孔子以无言之教激发人们投身于宇宙自然之运行,从涓滴之中发现天地和人生的奥秘,从而实现美与善之境界的达成。审美不但内在于他对宇宙、自然、生命的观照与理解,也成为表达道德理想的方式与途径。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观者的目光与境界,而以物观的独特方式实现物我两忘的认知—审美—道德境界则为观者提供了路径。美育的范围也因此渗入所有领域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面对美育与功利的讨论,唐弢从美的角度切入,在诗教传统中发现了内在于生活本身又必须通过美的形式或形态加以呈现的世界。文学艺术既有美性情、崇思理的教育作用,又有与生活本身浑成一体的独特性。故而诗教即美育。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论以诗为教的产生与诗教观的确立

诗教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诗经历了从“神坛”走向了“政坛”的工具化转换和教化功能由作为礼仪仪式的组成部分向个人的道德修身上的功利性转换,最终使诗教淡化了文学性,凸显了政教性,致使在汉代诗教观得以确立,完成了它的嬗变过程。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诗教与诗国

:“诗教”代表着中国儒家最基本的诗歌观念 ,就像全部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一样 ,以“诗教”为中心的儒家诗学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深厚且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的诗歌传统。     

孔子与《诗经》关系新论

在孔子诗教观的意义指向与《诗经》文本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某些间隙。透过这些间隙,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与《诗经》的多重对话关系,以及晚年孔子的生命情境;从《诗经》出发,最终又回到《诗经》,孔子藉此完成了其生命与文化形态的内在逻辑;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是其政治、文化活动的一个总结。     

《韩诗外传》诗教思想探究

从《韩诗外传》所塑造的历史群像图及孔子形象来看,《韩诗外传》的历史构造重在传承儒家的诗教义理,而不在于历史史事的真实。通过这种历史构造,韩婴打通诗与史,塑造历史人物形象,传承儒家诗教义理,体现了韩派今文诗学传承诗事的特点。而这种历史构造的有效性在于:其一,《诗经》自身就有很多美君子之德的诗歌以及叙述周朝开国君王的史诗等,这为诗教的发挥准备了最为基本的素材。其二,诗文的朦胧性、灵活性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比类引申空间。其三,诗教的精神在于通过诗或者诗句“兴起”,领会到儒家的义理,《韩诗外传》可以说是韩婴由诗句“兴起”儒家义理后的一种构造,其有效性奠基在其能真正自反,“兴起”儒家的义理。     

人性的剖析 中和的诗美——试论《这不过是春天》

以诗笔剖析人性为美学追求的李健吾 ,通过对“厅长夫人”的悲剧人生的描写来剖析人性 ,又用一系列喜剧手法冲淡悲剧色彩 ,并用抒情的诗笔营造诗意美 ,使全剧呈现出以悲为底蕴、以喜为基调 ,浓而不烈、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论中国古代诗教的宗教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对诗或曰文学赋予了如此之多的责任,让文学(诗)承担如此沉重的化育民众心灵、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谓"诗教"。在西方国家及许多其他民族中,这个任务主要都是由宗教承担的。在中国,为什么会以"诗教"来替代宗教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伦理社会早熟,本土宗教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外来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其本来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匡复周礼无望的情况下,确立了"诗教观",汉代世俗王权接受了孔子的"诗教观",事实也证明了"诗教"的有效性;"诗教"之所以可以替代宗教,是因为诗与宗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思维方式和客观作用方面;"诗教"与宗教一样,都有一种隐性权力存在,这种权力保证了其"教"得以实现。     

孔子与《孔子诗论》

孔子与《诗》之间关系复杂。传世文献中的诗论,构建了孔子的政治品格,出土文献《孔子诗论》蕴含的道德美、理想美、情感美,却展现出孔子的审美心境。     

试论诗教的汉代儒学特质

诗教被汉儒视为最新最畅的审美规范,是先秦政教文学观念承变的结果,更与汉之时代、文化思潮息息相关,极具汉代的儒学特色.本文试剖析诗教与汉之社会结构的关系,展示汉之诗学主体的表现形式,以阐明诗教的本质精神,并进一步论述了诗教的理论特征,以示其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试论先秦声教文化与六诗之教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感觉器官,口传声教是中国早期乐舞传播的重要现象,声音在早期社会不仅是构成性情教育的重要途径,还具有神秘的宗教力量和政教功能。"六诗"作为最初上古祭歌形态,是原始宗教信仰文化的载体和沟通天地、神人的媒介,属于象征性的仪式声音符号。六诗孕育着丰富的象征意味,并逐渐浸染上伦理化的德音色彩,使其与政治、伦理、道德观念融为一体。随着口传媒介的衰落,以及大司乐的乐教逐渐转向大司徒为主导的德教后,六诗只能言义而不知声,"六义"说代之成为后世政治诗学的经典阐述。     

皎然"诗教"说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他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而他教人写诗亦并非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以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孟子、荀子的诗教观

继孔子之后,继承并发展儒家诗教的则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和荀子作为孔子后学中的代表性人物,对诗教传统发展的学术贡献也是最突出的。本文将孟子和荀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论述,目的是想于二者之间的共同点看诗教传统的传承性。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看诗教传统的发展性,而由差异性而呈现出的发展性对于诗教传统的发展来说,意义更大一些。     

“孔子删诗说”概观

孔子是否删改过<诗经>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肯定派与否定派各执一词,但似乎都找不到充足理由使人信服.本文将近年来双方所执的观点分别作了简要的梳理,认为肯定派依托<诗经>文本和先秦典籍,其理由更让人信服.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