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就岳飞镇压杨么起义与马强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刊载的马强同志《镇压杨么为岳飞“污点”说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认为,岳飞镇压杨么农民起义是其“抗金爱国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肯定。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兹就该文的几个主要论点提出商榷。     

《朱子语类》中“不成”的句法语义分析

本文对《朱子语类》中 4 33例不同性质的“不成”用例进行了统计分析 ,从中可以看出 :(一 )《语类》中副词“不成”分为两个 :一个是否定副词 ,意义相当于不可能、不可以 ,一个是反诘副词 ,意义相当于难道。后者可能来自前者。 (二 )《语类》中未见有语气助词“不成”的用例 ,助词“不成”见于宋代的说法是一种误解。 (三 )《语类》“V不成”格式既可以表示结果 ,又可以表示可能 ;当宾语与补语同现时 ,《语类》中通常使用“VO不成”格式 ,同时又有极少数“V不成O”模式 ,该格式既表可能 ,也表状态     

论王守仁的“无极之旨”——兼谈宋明思想家的“无极观”

<正> “无极”一词不见于儒家经典,它出自《老子》和《庄子》。宋儒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讲“无极而太极”和“太极本无极也”。由于他用语简略含混,这两句话既可理解为:在太极之上还有“无极”(即所谓“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源本于、植根于无极;也可理解为:太极的特性是(“本来是”)无极,如朱熹说的,太极是无形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狼狈”别释

认为“狼狈”之狼即豺狼,狈为狼的一种,并由二物的“生话习性”而引伸出“猝遽”的义项。此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至后世影响深远。朱起凤的《辞通》即采此说;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亦主此说,云:“狼狈,二兽相附而行,离则颠仆,故以为颠蹶困顿之喻,引申为颠倒失措、悽惶之意。”近见丁忱等同志编的《趣味字词故事》(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更将此演绎成一则故事。今案:以上说法实属牵强附会。比喻彼此勾结之义的“狼狈”,与作匆遽及困顿讲的“狼狈”,实际上是同音、同形的两个词,它们不但义项不同,而且来源不同、构词法亦不同,不应混为一谈.“狼狈”一词在古代有多种写法,如“狼贝”:狼贝不知所向。(《后汉书·任光传》)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南仲大祖”考——读《诗经》札记

《诗·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土,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南仲之名又见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常武》诗《毛传》曰:“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为大师。”《孔颖达疏》说:毛以为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庙”。是《毛传》把大祖释为王命之所——大祖之庙。按《诗经》中“祖”字凡二十七见,除     

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

商初的伊尹,在先秦古籍和甲骨卜辞中均有显赫的地位。《尚书·君》云: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古本《竹书纪年》云:仲壬“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尚书序》又说:沃丁“既葬伊尹于毫”等等,大概都是可靠的。在甲骨卜辞中称伊尹为“伊”(《京》3892)、“伊示”(《续存》下766)或“伊,(《粹》828),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所以卜辞中又有所谓“多尹”。卜辞中又称伊尹为“黄尹”(《前》1·51·5)、“黄”(《乙》3037),亦即《诗     

杨么农民军民族气节问题再探讨

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次农民起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南宋统治者。在当时金宋对立,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起义军在反对南宋统治的同时,拒绝伪齐的诱降,保持了民族气节。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地主阶级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充分表现了起义农民的坚定的原则立场和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但近几年来,对杨么及其领导的起义军,也出现了不同的评价。如有人认为杨么“有亏于民族大节”,杨么“这支农民军已从一个具有民族斗争性质的农民政权逐渐蜕变为割据一方,甚至与伪齐勾连,破坏宋军抗金的反动地方军阀集团。”对于这种杨么“有亏于民族大节”的说法,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历史内容——徽商起源札记(一)

如下这条史料,并见于《世说新语·黜免》、《宋书·志·第二十五》、《晋书五行·中》。“世说”云: “司马唏未败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使左右习和之。又燕会,使人作新     

孟、庄异同论略

一 孟轲与庄周是战国时期儒、道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游说梁惠王、齐宣王之事,既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见于《孟子》书中。《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则谓“庄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所以朱熹说,孟子与庄子同时,“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但是这两位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百家争鸣之际,都未曾在各自的论著中道及对方;史籍所载,亦未有二人相遇互论之事。关于这一点,朱熹的悬测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 孟、庄二子是否曾经相遇,不可确知。先秦史籍传至今日者甚鲜。墨子读     

脚踏车船不始自杨么

吴示模同志在《试论锺相杨么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史学月刊》1960年3月)一文中提到:这次起义发明了“脚踏车船”,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一次技术革命,打下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基础,揭开了我国舟船绽展史上新的一页。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车船不是这次起义军发明的。早在唐德宗时     

秦汉“同居”考辨

《汉书·惠帝纪》载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他无所与。”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同居考》说:“‘同居’二字始见于此诏,《汉律》之名词也。汉人如何解释,已不可考。”沈氏以“同居”为法律名词是正确的,然他断言“同居”二字始见于上引汉惠帝登居诏则非。在《汉律》问世前,“同居”一词在《秦律》中屡见不鲜,而且就其作为法律名词所包含的实际内容而言,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关于“同居”一词的含义及其所适用的范围,唐人颜师古注上引汉惠诏书曰:“同居,     

关于南宋初钟相、杨么起义的宗教派系问题的商榷

赵俪生同志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一书中,对南宋初的锺相、杨么起羲所利用以组织和鼓动群众的宗教会门的派系,作出了一个推想说:“一种属於上古期‘五斗米道,系统的宗教会门,被张馀从岷江两岸带到洞庭湖区,经过一百三十馀年的长期潜伏状态,又结合锺相、杨么的起羲出现了。”赵俪生同志作出这一“推想”的主要根据是:“这个宗教会门与上古期的‘五斗米道’有着不少的类似之处”,特别是共中有“等贵贱,均贫富”等鸟托邦社会主羲思想因素;同时,从道教、摩尼教、弥勒教的传布地域和路线来观察,洞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读红楼梦随笔》的发现及其意义

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首次发现了《读红楼随笔》一书。它既不见于《红楼梦卷》,也不见于其它任何红学资料辑录。 二百多年来,人们对《红楼梦》进行了广泛的评论和研究。并由此而形成了一门学问—红学。二百余年的红学史大致可分三期:清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五四”运动至一九     

韩非的“参验”论

<正> “参验”论,是韩非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是韩非思想体系的方法论。所谓参验,是参对、比照和证验的意思。早见于《战国策·魏一·西门豹为邺令》,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又见于《楚辞·九章·惜往日》,作者屈原批评楚怀王说:“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韩非在前人基础上,继承了其师荀卿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和老聃的朴素辩证法,发扬了前期法家重视现实的改革精神,发展成为他的“参验”论。韩非说:“不举不参之事”,“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备内》)。就是说,凡事都必须经过参验,未加参验之事,不可举办。对于陈述的各种言论、见解,要判定其是     

“困而学之”得骊珠——简介罗尔纲《困学丛书》

“困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孔子在《季氏篇》说:人应该“学而知之”。他对于“困而学之”者给予肯定,而批评“困而不学”的人。这和《论语·述而篇》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论述,都是孔子论学习修养的主要精神。三年前,罗尔纲先生梓行了治史专著《困学集》。最近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困学丛书》。两部书都以“困学”命名,不同之处是后者的容量较大。作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