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民党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

地方自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起自1929年国民党三大,止于1946年“制宪国大”,前后历时18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其结果却是“成功之处甚少,失败之处太多”搞得“县政一塌糊涂”。它的实行加重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怨恨情绪,加速了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崩溃,成为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迅速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再认识

<正> 1927年7月,是国共两党第一次由合作到分裂从而也是大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由于这个转折,才酿成了国共合作历史上的一场悲剧。那末,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很多学者认为“敌强我弱”是其主要原因,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革命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南北统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流域,皖系、直系军阀土崩瓦解,吴佩孚、孙传芳落荒而逃,奉系军阀张作霖如惊弓之鸟,躲进了自己的“老巢”。这充分说明当时革命力量足以推翻旧军阀的反动统治,怎能说是敌强我弱呢?或许有人讲“敌强我弱”中的“敌”,还应把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包括在内。但是,把国民党新右派当作革命的对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而不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即国共分裂才是大革命失败的标志。     

“五·二○”运动初探

1947年5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掀起一场空前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历史上称为“五·二○”运动。“五·二○”运动是继“五·四”、“一二·九”运动后又一次声势大、影响深远的伟大爱国运动。本文就运动的产生、过程与策略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国民党时期的兰州——抗战前夕(1932—1936)

灾祸连年1931年冬,陕军孙蔚如部奉扬虎城之命,率军人甘,击走西北军残余雷中田,进入兰州,结束了国民军在兰州的统治。1932年夏、南京中央政府为遏制陕军的发展,以“军民分治”为借口,任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邵主席暨省政府委员贺耀祖、孙蔚如、邓宝珊、谭克敏等及秘书长杜斌丞在兰州宣誓就职,国民党对兰州的统治从此开始。次年初,邵因地方割据,财政困难无法克服,派系斗争复杂,托故离兰东     

1932—1933年间的桂北瑶民起义

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广西瑶族人民发动了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范围波及桂北、湘南的十七个县。起义瑶民“人数在六万以上”。这次起义,“使(国民党)政府深感应付之困难”;“地方官吏团绅土劣等莫不仓皇失色,不知所措。”连桂林城内也“到处风声鹤唳,异常惊恐。”(《兴、全、灌、龙各县瑶变与剿抚经过》伪广西第七军年刊,以下简称《剿抚经过》)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广西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偏安 分离 独台──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探微

大陆政策是台湾国民党在厘定两岸关系、处理国家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也是其攫取合法政治资源的一种策略性政策工具。为巩固在台湾的“合法”统治，国民党在其大陆政策选择上经历了由偏安、分离到独台这一合乎自身政治发展逻辑的演变过程。     

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

武昌起义是由哪一个政治组织领导的?如果笼统地说是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这是没有分歧的。但具体地说来,那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这个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为蒋介石等所忌讳,是一个不容研究、讨论的禁区。蒋介石本人反对“武昌首义”的提法。御用的国民党党史著作都认为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如邹鲁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数学教育

从 1 937年 7月到 1 945年 8月 ,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此期间 ,中国的数学教育状况是十分复杂的 ,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 ,同时并存着国民党统治区、伪“满洲国”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不同的数学教育。一、国民党统治区的数学教育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消极抗日 ,丢失大片国土 ,教育遭受重大损失。据统计 ,有 40 %的中学在沦陷区或战区。但在原有基础上 ,国统区的中学教育还是有所发展的。 1 0年间(1 937— 1 946年 )中学增加了 4.8倍。由于抗战期间学校教育比较发达的华北、华东地区有经验的教师大量内迁 ,这对提高…     

论开元之治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时期(公元七一三——七四一年),史称“开元之治”,是封建史家和诗人长期所称颂、讴歌的“太平盛世”,是继“贞观之治”之后,唐王朝出现的第二个盛世。它之所以出现在武、韦统治之后,绝非偶然。本文拟就“开元之治”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形成这种局面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历史地看待这个时期等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武周代唐,是唐王朝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波折。武则天执政时期的种种政策、措施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过,从整个来看,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睿宗(六八四——七一二)二十多年的统治,给唐代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风气造成的混乱,也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论台湾法律的特点与性质

所谓台湾法律,在时间上,仅指国民党政府逃台以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法律制度,而不包括国民党逃台前或者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台湾省的法律制度;在主体上,是指作为台湾地区事实上统治者的所谓“中央政府”的台湾当局以及台湾省政府,须由它们制定颁行或者修订认可的法律规范;在地域上,应限定为生效于台湾当局的统治辖区范围内,调整台湾地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台湾对外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只要符合以上各项特定要素     

论清末庚子御前会议

大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庚子年,即公元一九○○年。在这一年的六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由慈禧、载湉连续召开过五次御前会议,集中商讨如何应付同时而来的“内患”与“外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决定奖励义和团,对外进行宣战。对于这一历史上的重要活动,历来意见不一,值得进一步研讨。本文试图就其背景、经过、性质和意义,略抒己见,以供讨论。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刚刚建立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舆论冲突，矛盾集中在“人权”与“法治”两点。这场冲突显示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在后几十年思想文化上根本分歧的...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

1945年,国民党看到日本失败的大局已定,便积极筹划日本战败后对敌占区的“接收”,重建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其中,对东北的“接收”,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的.     

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     

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发展的两种趋向

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二十二年。其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央领导体制曾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既受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及各派相互关系、力量消长情况的左右,也与国内政治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构成其政治制度演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趋向。其集中程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空前的、突出的;另一方面,在强大的民主呼声、民主运动推动下,国民党又采取向民主宪政过渡的某些步骤。后者虽不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内阁组成前后,他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下野后,他既反对蒋的和谈原则,又反时桂系的企图.孙科的去职,不仅是桂系倒阁的结果,也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不可能实现“光荣的和平”.     

邓演达简论

<正> 国民党左派邓演达(1895—1931年)的一生,正处在中国由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由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转变,由国内阶级矛盾为主到中日民族矛盾为主的转变。在这些历史转折过程中,邓演达虽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但总的说来,他和许多民主革命者一样,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国家的独立、平等、自由而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本文拟分三个时期论述他一生的主要历程。     

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逐渐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     

从尹子衡受贿案看国民党当政初期的腐败问题

发生在1927年8月的尹子衡受贿案,是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一起公职人员受贿案,主要媒体有充分的报道,并有较为深入的评论,对于后人了解国民党当政初期对腐败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经此探究国民党统治时期腐败问题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无裨益.该案虽以尹子衡被处死刑而结束.但案件疑点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相关负责人员没有被处理,由案件暴露出的若干重要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显示出国民党当政之初在处理腐败问题时的短视与无力,并由此影响到其后国民党处理类似问题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