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谭嗣同消费思想的近代性及其现实意义

谭嗣同的消费思想一反中国传统“黜奢崇俭”的主流消费观,旗帜鲜明的主张“崇奢黜俭”,并将奢俭的范畴由消费领域引向生产领域,阐明崇奢黜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其用意即在为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建构新的理论。这一思想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强烈的近代性。其论证有破有立,大胆而新异,反映了作为维新志士的谭嗣同整体思想的锋锐与光芒。研究和探讨谭嗣同的消费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的健康顺利地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仁--通":谭嗣同《仁学》的精髓与主旨

“通”———以通达、贯通、仁通求变通、运通、流通的思想,即维新变法的思想,而不是激进革命的思想———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精髓与主旨。希冀有仁慈的君主、清明的君主专制政治、仁通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达流畅的社会经济文化运行境界,才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谭嗣同秉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源流,希望朝廷存“仁心”、行“仁政”,从“匡扶社稷”的思想脉络来分析,谭嗣同依然是一个“吁天”的传统士绅。     

试析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

<正> 谭嗣同思想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唐才常说:“复生治易,专主船山,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①谭嗣同本人对王夫之素来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并一再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说”,③“为学专主《船山遗书》”,④“私淑船山”,⑤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有哪些具体影响呢?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大多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谭嗣同思想也有个曲折的转化过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而早熟,一登上历史舞台已无暇进行充     

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研究的重大贡献

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历史处于大动荡、大转变的过渡社会,中国的民主革命和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直接间接地产生于这一复杂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的国情,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言而喻,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发展过程、特点、基本矛盾等,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的国情和历史特点、规律等,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其所以划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两大阶段,正是以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本依据。 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时也是不断研究认识中国国情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凡是注重研究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革命建设就     

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列宁曾指出,“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同志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涉及的历史阶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认真贯彻了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原则,是一部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只有充分认识这样一个社会性质,才能对近代中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兼论中国现代革命和历史的时代精神

爱国救亡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和根本背景。围绕这一基本课题的解决,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作出种种不同的探索和努力,它们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性质相异的革命阶段和历史分期。从1915年9月到1921年7月(即通常所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一个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过渡作出思想准备和理论创新建构的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的解决具有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特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往往以“科学”和“民主”最为关注,视为唯一的标识。不过,由此而来的理论研究又同时表明,“科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论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主题转向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史学中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不断受到挑战 ,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从现代化的视角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所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反思 ,弄清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中国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脉络 ,并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构架。社会革命是社会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社会革命是指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     

谭嗣同散文论略

谭嗣同早期散文汲取桐城古文与先秦、六朝各体文章之长而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辉煌终结,后期对报章文体的倡导与创作,以及“言文合一”主张的提出,则成为近代文界革命之先声.     

湘学的传统形态与近代转型——以谭嗣同及其浏阳之学为视角

谭嗣同是一位深受湘学传统影响的著名学者,其“学”、“政”、“教”结合的学术旨趣,正源于湘学学统.从区域学术史的角度看,谭嗣同个人的学术历程其实也是湘学史的演进历程,其新学学术形态的转化体现了湘学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学术理路.     

现代性·近代性·现代主义——对《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质疑

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虽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形态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赓续,是自本世纪初文学改良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确立的与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异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继.以上我所说的几近于常识,然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这也是我最近读了杨春时、宋剑华两先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以下简称《近代性》)一文之后引起的一点想法.对于《近代性》一文有两点质疑,陈述如下,希就教于杨、宋两先生.一、关于“现代性”和“近代性”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不具备现代性,只具备近代性,这是《近代性》一文立论的基     

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两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了变革中国的两种政治取向。保守相对于激进而言,非“保守派”或“旧派”之意。清季民初,中国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反之,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以致保守者的命运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政治与文化思想保守的尹昌衡,从“忠清”到“反清”,最后被迫“归隐”的人生经历,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不断激进的革命潮流中难以立足的写照。     

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亡。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现代化思潮的重奏与交响——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关于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理论结晶,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冲突的产物,是分散的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思想之花.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19、20世纪之交从谭嗣同殉难到孙中山革命方略的成熟,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期.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者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保守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历史合理性,但也应当警惕、摒除其感情趋向上的守旧、复古因素.激进主义则引领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率,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学术理论界责无旁贷的研究任务.     

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评析

（一）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基本的历史命运,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兴奋的焦点。正如李泽厚所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①。这一讨论,经历了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差异不断反省的过程。但是,不论是作为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结果的“言技”及其孕育的洋务运动,还是作为反思１９世纪末中国社会危机结果的“言政”及其孕育的维新运动…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答青年同志的提问

<正> 解放以前的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没有“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就是“近代史”,开设的也不多。解放以后,也还是从1956年起才逐步添设这门课。在此以前是讲“中国革命史”或“党史”。中国的“现代”,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近年史学界的意见大都主张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在此以前划入“近代史”的范围。但习惯上是从1919年“五四”算起。从1949年起是更合理的主张,但习惯下的情况,暂时也不易变过来。如果是仍照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它的内容要比“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更宽广。它应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各个方面,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政治对手文化同路——曾国藩洪秀全合论

曾国藩、洪秀全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拼死相争的对手,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又同为中西文化大交汇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洪秀全代表了"草根"阶层,集两千年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思想之大成;曾国藩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儒家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到他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终结式的人物,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的前驱先路人物.他们的文化品格都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