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之死与毛之废

建安年间曹操集团中，崔琰、毛是主典选举的最重要人物。毛、崔琰是以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社会势力，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进入选曹；两人掌典选举时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但具体职责“分工”不同，曹操分别用其所长，使自己的治国方针通过选举环节得以实现；崔琰之死、毛之废起因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各有因由，两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结局的不同。     

东汉后期谯沛武人集团简论

谯沛集团是以曹操为中心以其亲属为基干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武人集团.他们多为忠勇敢死之士,在政治、军事生涯之初就与曹操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曹氏的股肱心臂.与曹操的另一重要政治集团颍川谋士群体相比,无论是入仕方式、文化素养,还是政治动机、价值观念,谯沛武人集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     

东汉后期谁沛武人集团简论

谯沛集团是以曹操为中心以其亲属为基干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武人集团。他们多为忠勇敢死之士，在政治、军事生涯之初就与曹操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曹氏的股肱心臂。与曹操的另一重要政治集团颍川谋士群体相比，无论是入仕方式、文化素养，还是政治动机、价值观念，谯沛武人集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     

论曹操的政治举措、文化品格及其历史影响

曹操势力之崛起及其统一北方中国,在于其德业内举,即施政方针与措施产生的效用。曹操出自寒门,与世家大族的政治观念有异,具体表现为:治军施政尤重法术;重视选举制度改革,用人唯才;倡导节俭,务以俭率人。在思想文化上,曹操及其家族主要人物多崇尚通脱,轻视礼法,大力倡导并致力于文学艺术活动,引领了士风与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     

析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与"唯才是举"

在曹魏政权建立、巩固的过程中,"破浮华交会之徒"和"唯才是举"是曹操消除汉末士大夫异己势力与选拔人才、构建势力集团的两个重要步骤.最终打击并清洗掉不愿臣服自己的以汉末名士为主的反对派,通过"唯才是举"的途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为汉魏更替做好了准备.     

邺下文人集团

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不仅尚武,而且重文,他将各地的众多文学人才网罗到邺下,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由此形成了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在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的初始阶段,该集团的领袖自然非曹操莫属。但是后来,由于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无暇顾及杂务,他的两个爱好文学的儿子曹丕与曹植便成了邺下文集团的实际领袖。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主要有曹操、曹丕、曹植以及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孔融等人,其繁盛时期人数有将近百人之多。这些人多半有官职,并且喜欢宴饮游乐,说古道今。他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就是在宴饮游乐时即兴而作的。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成就…     

颖川谋士群体与曹操政权

颖川谋士群体与曹操政权孟繁冶曹操一生的最大功业是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从而为魏代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自然有曹操个人政治才干、军事才能的重要因素，但他那个庞大的谋士集团在许多关键时刻的运筹帷幄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这个谋士集团之中，颖川谋士群体由于...     

三曹休闲之探颐

三曹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之余,有许多值得玩味的休闲方式。诗文述志是曹氏父子的休闲方式之一。“志”对于曹操来说是济世之志,对于曹丕来说是追求人生的不朽,对于曹植来说是诉说人生的种种机遇。游宴娱心是曹氏父子的另外一种休闲方式。曹操在游宴中不忘抱负和政治炫耀,曹丕则在游宴中享受人生的快乐,而曹植在其游宴活动中,更多的是附和之作。饮酒也是三曹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对于三曹来说,酒能见智。曹操饮酒、献酒、戒酒、劝酒,拿捏很有分寸;曹丕对酒理性把握;曹植则“饮酒不节”。汉代社会滑稽、俳优等娱乐活动非常盛行,曹操的滑稽体现的是真率,曹丕体现的是风范,曹植体现的是才华。在养生观上,曹氏父子都推崇顺应自然之真。在其他的休闲方式上,曹操体现的是通才,曹丕体现的是享乐,曹植体现的则是文人雅致。     

试论名士之死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塑造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信任与支持,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与名士的合作中,曹操表现出礼遇的姿态;同时,他又清洗了部分名士,以打压士族势力。《三国演义》中一批名士之死都与曹操有关,小说正是通过“无中生有”“移形换影”“抽丝剥茧”“添油加醋”等手法,将名士之死与曹操的品行相关联,塑造出一个无情寡义、残忍凶狠、猜忌多疑的曹操形象,究其原因,主要由“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和小说艺术性的追求所造成。     

明清三国戏曲的翻案补恨

明清三国戏曲出现了众多的翻案补恨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为翻历史定局之恨,这是翻案补恨之作的主流;二是弥补个人之恨。除此之外,转世报应也可以视为另类的补恨方式。前者围绕着诸葛亮及蜀汉集团,后者则围绕着蔡文姬、荀奉倩等人。转世最主要的对应方式有两种,一是西汉初年与三国对接,另外一个则是曹操的身后报应。     

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

华夏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且其凝聚力异乎寻常之强固,又在此后数千年间持续成长,在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政治体共同体。中国此一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本文溯至源头,发掘《尚书》之《尧典》《舜典》两篇与信仰、教化相关章句之微言大义,以推明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并论证其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     

论荀彧与曹操的合作

东汉末年,在群雄逐鹿的激烈斗争中,荀彧为了实现维护汉室统治的目的,选择曹操为合作对象。两人的合作相辅相成,荀彧作为士族的代表,协调了曹操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同时依靠曹操的军事力量使汉朝统治得以延续。荀彧与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因反对曹操而被杀,后世对二人合作的评价则褒贬不一。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的选举政治

选举政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成为常态,具有史无前例的多元性、竞争性和民众参与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表现为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而派系政治尽管并非政党政治,毕竟包含政党政治的若干元素,代表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施政理念,在选举政治的框架内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和实现参与的政治平台;争夺选票无疑是不同政治派系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而民众参与决定着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天平的历史走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态包含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元素,民众选举具有鲜明的世俗色彩,承载着共和制基础上的世俗政治实践;不同政治派系的竞选纲领大都内含着诸多的世俗元素,折射出常态化选举政治的世俗倾向。由于宪法规定之安拉主权与民众主权的双重法理原则,非民选机构与民选机构的长期并存,加之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非民选机构对于选举政治的干预和影响,选举政治无疑存在诸多局限。然而,选举政治并非徒具虚名和流于形式,选举结果具有非操纵性和非确定性,不同政治派系在政坛的消长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和选民的意志,而选民的投票意向无疑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根本因素。     

儒道互补仲长统

仲长统是东汉末年著名思想家,他才华横溢,满腹经论,明于知人,期望为东汉皇朝刷新政治,重整秩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后由尚书令荀或举荐为尚书郎,参与曹操军事活动.在荀或因反对曹操专权死于非命后,仲长统即转而发愤著述,留下一部<昌言>.他猛烈抨击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擅权造成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和百姓苦难,揭露豪人之家势力膨胀带来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提出限田抑兼并、减刑救贫弱,慎选举正官风,重本抑末发展经济,以及加强武备,注重教化,移风易俗等主张,展示了儒家的传统理念.由于仕途受挫,他又深感"名不常存,人生易灭",希望"卜居清旷",远离尘嚣,在大自然中享受生之快乐.     

吕思勉、钱穆治史观念与风格异同之比较——以“西汉政制”及相关问题为例

比较吕思勉、钱穆这两位史学大家有关西汉政制的评述,可见两人治史观念与风格上的差异:钱氏以提取历史精神为首务,吕氏以叙述史事实态为宗旨;钱氏坚守以本土经验解释本土材料,吕氏尝试以域外新学分析本土的旧典。钱氏是上层之"士",具有强烈的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吕氏是下层之"士",怀抱热切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两人治史所取的立场不同,解释的方法、理论也不同。于是,"汉代政制"便在他俩的史著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象。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选举代表权之演变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而选票权重在选举权的界定和划分中又占据了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对不同群体的选票权重作出了不同的界定.苏维埃时期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调使得工人阶级在选举中享有优势;而这一状况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改变,先是达到了同票同权,后是进一步开放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对比两个时期对选举代表权的不同规定可以发现,选举权重的演变是因宪政民主诉求的结果,也是共产党自身执政逻辑变迁的结果.     

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联。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魏晋禅代。     

《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之辨析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固定在受众心目中的,具有脸谱化的人物效果。文学形象和历史人物各自的功能迥然不同。对于曹操的文学形象理解不能影响对其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要区分二者的不同,给予各自专业性的评判。     

曹操“唯才是举”与汉末“综核名实”

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非特限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而为自己集团选拔人才，也非特仅如陈寅恪先生之所论，欲摧毁“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而为寒族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建立新秩序、新信仰。笔者以为，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亦且还有针对汉末社会礼崩乐坏、上下失序之政治现实，及综核名实、矫正士风、整新吏治之作用目的在。因而笔者将前述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曹丕和他的《典论·论文》

魏文帝曹丕生于公元一八七年死于公元二二六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二二○年代汉即位(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他对豪强贵族实行《九品中正》的政策,对人民效法汉文帝施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沿着曹操打击豪强的路线向前发展,后来终于走向同豪门贵族妥协的道路。但他在文学理论方面却有所贡献,还是在当太子时就著有《典论》,可惜现在仅存一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极有价值的著述——《典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