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彩绘 情深意明——漫议文章的比兴

比兴,原出于对《诗经》表现方法的概括。前人多有论述,虽说法不尽相同,但含义大体是一致的。后汉郑玄在注《周礼》时笺引了郑众的话,对比兴解释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后来梁朝刘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这是说,比是借用事物间类似的特点,去说明、议论事理;兴是依据事物间微妙的关系来寄托作者的情意。刘勰抓住了比兴的特点,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屈赋的比兴艺术

比兴方法是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极为突出的传统表现手法。刘勰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起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沈祥龙也说:“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这就是说:诗人摄取并描绘外界的物象来寄托内心的意愿,叫做此。因接触外界景物而激发内心的感情,叫做兴。托物寄意,触物起情,比兴互陈,既能帮助诗人完成艺术的创造,又能使读者深刻地认识现实,并产生强烈的联想与共鸣。     

《诗经》中“兴”的美学意义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瑰宝,也是最早集中反映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经典。它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因其展示出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画图而具有永久的审美价值,被历代盛传不衰。作为使《诗经》光彩夺目的表现手法之一的“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一、“兴”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发轫,或曰“源泉”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是“物感说”。一般的研究认为,“物感说”是《礼记·乐记》提出的观点,其中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很显然,这是对古代音乐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如果要溯源的     

《论语》的诗歌功能论

《论语》中的诗歌功能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此文试图从当代美学视野出发,集中对“兴、观、群、怨”和“无以言”进行再阐释。认为:“诗兴”有三种功能,“诗观”有四种方式,“诗群”指公共性交流,“诗怨”以刺穿社会平衡和建立个体心理平衡来医治社会和个体,“无以言”则揭示了诗语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论语》中的论述,已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功能论系统。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商族起源诸说辩析

商族起源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司马迁以来大约有过西方说(分商洛说与杜亳说)、晋南说、东方说(南亳说与北亳说)、河北说(含漳河说)、辽西说(幽燕说)5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对每一观点进行辩析。 商族源于西方是最古老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不过司马迁只说汤来自西方而没有说清西方何处。东汉郑玄注曰:“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但是许慎《说文解字》却认为亳在“京兆杜陵”,徐广也持同样见解,清代学者俞正燮更力主此说。因此,在西方说中实质包含了商洛说与杜亳说两种观点。     

《兴的源起》绪论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比兴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不外从以下几种角度进行:诗歌艺术方法,诗歌艺术形象构成,形象思维,修辞手法。而从发生学的观点研究兴的起源却始终无人问津。这个学术空白的出现和长期存在,或许是以孤立静止的观点观察兴的结果。有鉴于此,《兴的源起》试图从发展的观点,将兴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它起源的那个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诗经》草木起兴的文化发生

从古至今,历代学人一直就《诗经》六义中的"兴"究竟指的是什么而争论不休,朱熹、郑玄、郑樵、刘勰、钟嵘,近人闻一多等均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顾颉刚先生以歌谣学的眼光看《诗经》,认为"兴"并无意义、唯有起辞协韵作用。但《诗经》中大量以植物起兴的诗句表明,起兴的首句与后文诗句存在语境上的意义关联,而草木也因为民俗采集活动和《诗经》的歌咏逐渐转变为具有特定意义的象征,完成了由物到词、由物质到文化的转换过程。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兴”为例

民国时期,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富,对《诗经》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诗经》研究的观念、方法是正确的,但理论与实践有时不尽相符;其二,他以廋语解释《诗经》之兴,与兴之本义、《诗经》创作实际以及古人对兴的认识皆不符;其三,闻一多认为“《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对方之廋语,无一实指鱼者”,对理解《国风》比、兴喻义有启发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以此言《国风》中“鱼”的喻义也许是可以的,以此言《诗经》中“鱼”的喻义则不可。因为天人物我之间只要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便可比、兴,鱼与人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相关的地方,以鱼可喻多义,以鱼喻男女之事只是众多喻义之一,而不是唯一,不可以偏概全。     

“兴”体流变考

关于“兴”法的研究,自汉而今,意见纷呈,莫衷一是。我对“兴”义之源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大意是:“兴”在《诗经》这部特定的诗集中,乃是以每个诗章的构思为基础,以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辞为步骤,从而造成意境和表达情思的一种方法。(立意)本文将据此进一步考察“兴”体之流变。《诗经》兴体之原型《诗经》的创作上自西周初下迄春秋中叶,历时五六百年,其“兴”体原型当有历史流变,这是考察它的特点应有的一个立论前提。由于诗三百的搜集整理历时弥久,目前很难     

郑玄的注经思想及其体系

郑玄是东汉后期经学大师,其注经思想特别丰富,且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和体系特征.高居其上的是“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这是郑玄遍注群经的主导思想,也是郑玄的人生价值取向.在“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背景下,惟有“博综众说,会通今古”,才能达到这一至高目标,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才智是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为力避今文经学“繁琐寡要”之弊,郑玄确立了“举纲张目,凡说不解”的注经思想.如果还是像今文经学家那样,一经训释成百万言,其注经宗旨仍无法得到彰显.“疑以传疑,不知盖阙”是郑玄注经坚守的基本准则,亦由其注经宗旨所催生.至于“声近义通,因声求义”思想,既来源于郑玄对汉字音义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郑玄解决“同事相违”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所有这些都使得郑注更具创新品质,郑注一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宣告结束,郑学由此大行天下.直至今日,郑注仍然是我们理解经籍要义、研究先秦两汉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 ,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 ,“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 ,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 ,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 ,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 ;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 ,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周代前期的文化整合

两种文化接触后的“涵化”情形，是十分复杂的。更多的学者强调其过程中的互动，而就作为主体或者客体的其中任何一方来说，都处在不断的“整合”流变之中。用此种文化理论来反观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化变迁，都会颇具启发意义。本文以周代前期的文化整合为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谓：“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代新文化是如何“兴”的呢？孔子说它是“监于二代”①，“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②。周文化对殷商文化的“损益”，可以说是一…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浅谈以“情”为核心的古诗论体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诗论体系的核心是意境.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意境就是意与境的统一体,也是情与景的统一体.“意”在意境中占主导地位,“情”在情景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情”就有意境,无“情”就无意境,“情”是意境的核心,因此,以意境作为中国古诗论体系的核心,不如以“情”作为古诗论体系的核心更准确些.本文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述.     

论郭沫若的诗性与诗兴

人们通常讲论的诗意,是诗人带着一定的诗性体验和诗性感兴表现诗情的结果。因此,从创作角度而言,诗的本质可从诗人的诗性和诗兴这两方面去把握。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诗人其诗风的构成,其诗气的衍变,往往都与这种诗性和诗兴的程度及其变异有关。诗人的创作冲动来自于各自的诗性和诗兴,诗歌的内在魅力也体现在其通过适当的形式或特定的节奏和韵律感传达出来的富有感染力的诗性或诗兴上。但是,就具体的诗作而言,偏向于诗性的表现或者偏重于诗兴的表现,其诗的兴味、浓度并不一样,诗性与诗兴之比例的不同,反映出来的诗人创作心态也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