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引文注释标注格式

《社会科学》的引文出处均采用脚注。作者投稿请遵照以下格式标注。一、非连续出版物(一 )普通图书( 1 )著作标注顺序 :作者 /著作名 /出版者 /出版年 /页码张仲礼 :《中国绅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 0 0 2年版 ,第 79页。张泓铭等 :《住宅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2 75页。[美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厉以平译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第 5 0页。熊月之主编 :《上海通史》第 3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 2 1页。韩长耕整理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岳麓书社 1987年版 ,第 6 2 4…     

秦讳考辨

<正> 历代论避讳者,大都认为避讳制度起于周.成于秦,并且认为秦讳的具体内容是——[楚]: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为‘荆”。[正]:因秦始皇名政(正),所以:(1)讳“正”为“征”,即改读平声。(2)讳“正”为“端”,改称“正月”为“端月”。千百年来,秦讳“楚”、“正”之说一直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肯定。如: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宋王楙《野客丛书》、周密《齐     

“约法三章”与“法三章”

汉高祖元年十月(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强烈冲击下趋于灭亡,秦王子婴“系颈以组,自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起义军投降了。刘邦回军霸上,令“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史记·高祖本纪》)。为了笼络人心,给自己日后王关中打好基础,刘邦召集咸阳诸县豪杰父老,表白自己入关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

读了《人文杂志》1980年第一期发表的《从长陵新出土的瓦当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谈》文),我觉得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而有些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北阪”和“六国宫室”的位置问题 《谈》文说:“汉长陵附近,即咸阳原东段,秦汉以来,谓之咸阳北阪、渭城北阪、石安原和五陵原”。这样的判定是值得研究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集解〕徐广     

秦灭六国顺序辨

司马贞《史记索隐》记秦灭六国的顺序是:秦始皇“十七年得韩王安,十九年得赵王迁,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虏荆王负刍,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齐王建。”司马贞的这个结论与司马迁的记载不尽相符,所以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     

说“吴王之王,由父省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吴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注:“言濞之王吴,由父代王省封邰阳侯也。”《索隐》注:“省者,减也。谓父仲从代王省封邰阳侯也。”并作如字读,误。按“省”当读为“眚”,二字古音相近,常通用。《书·洪范》:“王省惟岁。”《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眚”。《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传》、《谷梁传》均作“眚”。《史记·秦始皇本纪》:     

是“五序”,不是“王序”

贾谊《过秦论》云:“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过秦论》文,“王序”却写作“五序”。到底谁是谁非呢? 当从《史记》作“五序”,“王序”乃形近而访。《国语·周语上》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屈原故乡非秭归及其出身考

屈原故乡,《史记》本传阙如。云其为秭归人,首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崧语:“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王国维《水经注校》第10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显然是利用姊、秭同音,加以比附。秭,见西周中期“智鼎”铭文,是禾束的量词。姊,见《诗·邶风·泉水》,其义为女兄也。秭、姊之义完全歧异。     

“南郡备警”说质疑

在湖北省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里,有一部分是《编年记》,其中有秦始皇十九年“南郡备敬”一条。诸家考释都把“敬”作为“警”的假借,此条就成了“南郡备警”。于是,不少研究者就说“南郡备警”反映了楚国奴隶主势力蠢动而秦在南郡准备迎击云云。我认为,此说是可商榷的。史载秦昭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史记·秦本纪》)。南郡在今湖北省江陵、安陆、云梦一带。从前278年南郡设立时起,到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已历时五十余年,这期间并没有发生过楚国进袭南郡的事件。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十八年兵分两路攻赵,第二年灭赵,秦集中兵力南征北战取得了赫赫战功。这     

非子所居犬丘地望辨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的《辞海》“非子”和“秦”等条,说非子所居之犬丘在“今甘肃礼县东北”。但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犬丘并非在今甘肃礼县,而是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 非子是周代秦的始祖,赢秦部落的首领,相传是伯益的后代。《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风槐里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秦内史“腾”考述

新郑,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国都。秦始皇灭韩以后,韩国贵族残余势力曾经发动“反叛”,历史上称之为“新郑反”。《史记》对此事的记载虽然过于简略,但却提供了研究的线索。《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     

秦三十六郡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三十六郡。秦三十六郡之名,首有《汉书·地理志》列于前,继有《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述于后,两说当中,有三十三郡名称是相同的,唯有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各执己见。前者以为秦并天下,南服百越,于其地置     

甘肃境内秦直道管见

一、问题的提出 史籍对秦直道的文字记载不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有两条:“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蒙恬列传》记有两条:“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关于“发闾左谪戍渔阳”

《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论者往往解释说,这是谪发闾左去戍守渔阳。为什么作为贫弱的普通民众的闾左会沦为罪犯而被谪发呢?这是长期以来所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有的研究者试图说明这个问题。卢南乔《“闾左”辨疑》(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一文指出了这样两点:其一,闾左是“七科谪”之一,因为晁错、应劭说秦的“七科谪”的时候都提到了闾左;其二,《史记·大宛列传》张晏注所说的“七科谪”,其中六科与晁、应之说相同,只有一科不同,张晏说里没有闾     

事物性质多因论——兼谈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

事物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理论界似乎早有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哲学小辞典》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条目中写道:“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哲学小辞典》第一版第179页)(以下简称主方决定论)。这是长期以来颇为流行的一条所谓原理。然而这条“原理”,不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用实践来检验则都是不妥的。     

“北嚮(向)户”再考

秦代的“北向户”,人们历来认为在后来的象郡、汉代的日南郡,或者泛指岭南地区,而1979年版《中国史稿地图集》却把它标在岭北湘粤界。两说孰是孰非?本文拟谈一些粗浅看法。 “北向户”一词,出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两个文告中:(甲)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灭六国后在概述它的疆域时说,“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乙)公元前219年(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文又说,“六合之     

汉代的“传”,乘传与传舍

一、“传”近年出版的《中国通史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册131页,引用了《汉书·景帝纪》关于景帝四年的一条史料:“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作者在“传”之后,加了注音注义:“传(zhuàn撰,公车)。翻阅母本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一册第106页注语云“传,是一种通过关津的信物,象通行证一样。”那么两条不同的注文,究竟哪条准确呢?我认为后者正确,前者有误。     

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与杨宽等先生商榷

战国时期的楚越战争,主要见于《史记·越世家》的一段记载。清代以来,一些学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楚、越之战特别是楚灭越之役开展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0页)、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杨宽《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等。但是,各家之说尚相去甚远,表明离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一段距离。受到上述讨论的启发,我们也有了一些想法,现刊布出来,希望能得到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