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小说热探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追寻爱情主题小说。这类小说起源于当时作家们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也受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影响。读者群本身就热衷于阅读爱情主题小说,又将阅读这类小说作为宣泄“五四”影响退潮而产生的焦虑的途径。再加上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追求利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的出现和发展。在作家、读者、出版商三股力量的合流下,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主题小说的热潮逐渐形成。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疾病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转换——论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打破了革命＋恋爱的两极模式,形成革命-恋爱-疾病的三角结构,从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分析由茅盾的《蚀》与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构成的现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不仅可以看到革命与爱情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为何”与“如何”产生关系,由此梳理出革命话语中疾病意义生成与价值转变的轨迹。     

战争与爱情——消解于海明威的小说中

战争与爱情是海明威小说的主导和灵魂:爱情是“冰山上的八分之一”,爱情的毁灭足以使人痛苦一生,但这还属于个人因素;战争是“冰山下的八分之七”,它是爱情毁灭的根本原因,这就升华到人类的普遍意义。没有战争作背景和主题,不足以使小说表现的深刻;没有爱情作安慰和诠释,不足以发人深省。正是两者形成一个合力共同揭示了厌恶战争和向往纯真、自由爱情的主题,所谓战争与爱情共同消解于海明威小说中。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     

论新时期女性爱情婚姻小说

论新时期女性爱情婚姻小说张兵娟情爱，这一古老而永恒的文学主题，历来是男、女作家关注最多的主题。进入新时期以来，反映女性爱情婚姻的小说层出不穷。人们常说，情爱的问题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程度，最“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本文试图在对新...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

《红楼梦》的主题是20世纪的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索隐派提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新红学派提出“自叙传说”到1949年后又提出“爱情主题说”、“政治历史主题说”、“家族衰亡史说”、“反封建主义说”、“歌颂女儿才华说”等,共有30多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对《红楼梦》的主题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试论《青春之歌》中"小资"成长叙事的策略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和改造成为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具体而言,引路者的“布道”和成长者的“洗礼”仪式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发”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策略;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叙事的“回补”策略。这种成长叙事直接指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主题。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人生长恨水长东——《长恨歌》主题新探

《长恨歌》是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而对它的主题的理解,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政治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对艺术作品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不足为怪的。使人感兴趣的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三派观点的论证过程并加以切实的比较,人们就会发现:结论虽然不同,而分析问题的方法却存在许多一致的地方。“政治”说者提取题材中有关政治的要素综合成论,“爱情”说者提取题材中有关爱情的要素归纳成篇,“双重”说者则“既是……又是……”从两方面同时提取要素以中庸立论。它们的结论不同,只是因为它们在生活的多重组合中所提取的要素不同,对要素的强调程度不同,而根据线性因果关系提取有关要素,并把这些要素的算术和直接认定为事物本质的认识方法,却是几乎相同的。结果,“政治”说者不能恰当地解释其中的爱情,“爱情”说者不能恰当地解释其中政治,“双重”     

从《霍乱时期的爱情》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爱情观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的爱情书写往往会反映时代的精神特征.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关注爱情主题,对爱情人生的探讨与思考总是与家国命运相联系.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与传统爱情故事的书写模式和道德主题小说的表现手法迥异,在爱情书写中增加了关于文化、存在、身份等视角.小说通过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对爱情进行了大胆思考和探索;小说主人公阿里萨的滥情和痴情形成一种荒诞的耦合,围绕一个个恋爱故事,作者探究了爱情的各种可能;马尔克斯通过各种爱情的呈现,洞察人生,探究爱情真谛,思考了拉美的文化与现实.     

魂系乡土的游击队员──兼论“家庭至上”观念的潜在影响

魂系乡土的游击队员──兼论“家庭至上”观念的潜在影响魏俊助抗战爆发前后，抗日游击队遍布祖国各地。许多作家或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或以小说的形式，及时讴歌了游击队员的战斗生活，塑造了众多的来自农民的游击队员形象。在这些形象中，姚雪垠笔下的“差半车麦秸”、“...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爱模式及其文化语境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情爱描写模式经历了爱的觉醒、革命 恋爱、商品化游戏性的爱情、田园牧歌式爱情、革命与翻身解放中的爱情、作为生命力象征的爱情等历程,不同的爱情描写模式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试谈何顿小说的“太阳”主题的意蕴

何顿小说体现了以 “太阳” 为中心的总主题。其主题意蕴经历了从象征时代精神的“太阳”, 到分别以金钱和爱情为象征物, 进而引向具有形而上色彩的人生意义探索的嬗递, 最终建立起博爱的新理想。实现时代 “太阳” 与人物心灵 “太阳” 的合一, 表现出作者对当下世俗人生精神追求的思索     

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揭示——对萨特《墙》的解读

人们常把《墙》看成写实作品,认为它“反映了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判定小说主人公伊比埃塔是“革命战士”。本文认为,《墙》不是单纯的写实小说,伊比埃塔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士。《墙》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理念作了生动表现。小说在具体描写、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和主题意象上都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有密切联系。     

郭小川50年代叙事诗中的革命与恋爱

郭小川50年代叙事诗在处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时总体上服从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但由于对个体价值和情感的依恋和尊重，其文本在叙事逻辑、“独语”言说方式、女性视角及深邃的思想力方面有意无意地瓦解了“革命”对“爱情”的压制。     

迷失在彷徨与憧憬中——论方方小说婚恋叙事中的少女情愫

新世纪的写实小说，以零度叙事的介入将生存的现实不动声色地呈现，在池莉与刘震云的“鸡毛蒜皮”以上．停泊着方方的思维之舟，尽管不能全然将其归入新写实的行列，但方方小说中对于女性、爱情、鲜血、命运等主题的洞察，亦是临界写实之上的匠心独运。特别是其对于“在彷徨中挣扎、在憧憬中堕落”的少女情愫的描摹，更是将一幅幅“女性五感图”栩栩展置于小说以外的人心中，并以其灰色的笔调涂成一座有关于少女审美理想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