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手”现象呼唤改良我国考试制度——兼评《考试法》的制定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 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至今,它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它具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精神。我们知道,科举制     

列宁"美国式道路"思想述论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思想是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它是列宁在研究、指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在这一理论里,列宁较详尽地阐述了"美国式道路"发生的历史前提、基本特征等,具有时代特征,至今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

本文认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从福建的科举历史,便能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福建文化是受科举考试的推动而崛起的,进士和举人构成了福建历史上政治、文化和教育人才的主体."科举学"的广博性,充分体现在科第人物成千上万、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影响地城无远不届几个方面."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大多数专学,因而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梁启超否定“废科举”了吗？

近几年,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千秋功过做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科举作为一项文官考试选拔制度本身所体现的——客观性、公平性、公正性及其历史作用,平了反、正了名。遗撼的是,在科举平反热中,也出现了一股否定"废科举"的思潮,有学人把"废科举"的决策定性为"失败的政策选择",并为此进行了一     

科举与高考的思考

古代科举制体现了一定的平等精神,是一种比较开放、比较进步的选士任官制度,是一种具有相对先进性的人才选拔办法.然而它所彰显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也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心理.现行高考制度与古代科举虽有本质的区别,但毕竟深受其影响,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传承关系.     

科举录取名额分配制度发展形成的历史

科举考试中录取名额分配制度在历史上,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在明清时期定型,它是科举制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关于录取名额的争论(第一次是北宋时期司马光所主张的"分路取人"和欧阳修所坚持的"凭才取士"的争论,第二次是明代的"南北榜事件"),着重分析关于录取名额的争论(或斗争)背后所蕴涵的真实意义,以此揭示出科举名额制度分配及其遵循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进而说明科举名额分配制度与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     

需家对科举的批评与科举存在的因由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取士制度,但是它与儒家传统的以德取人的原则却有着尖锐的矛盾.为此,历代儒家对它都有尖锐的批评,并设想以荐举取代科举.然而科举并不因此而被废止,在隋唐以后沿用了一千三百年.本文探讨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科举虽然有轻忽德行的弊病,但它却有荐举制所没有的社会公平性.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许多历史的启迪.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西语东来以后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表达,离不开本土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意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创生、传承的承担者--"士"人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价值取向等所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对其所可能采取的思想文化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举""文庙"制度的施行,强化、稳定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角色中的"政治依附性"特征. "士"人阶层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科举与文庙制度的规制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以"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为轴心,体现为以如何治世为学术宗的的政治依附性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这种本土化特质提示我们:"中国哲学"既不能简单化为几对范畴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也不能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模式套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料上. "中国哲学"应该走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以本土的现代意叉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旧魂"中,才可能引出属于中国的哲学"新魂".     

科举学的文化地理视角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可以丰富和拓宽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域;科举人才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有着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而科举考试的配额制度作为调节科举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中介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科举考试的区域配额制度对于现代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问题也具有极为强烈的借鉴意义;这便是从文化地理视角研究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文化惰性"与防"左"的重要性

"左"倾文化惰性的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惰性"中呈现出的"左"倾特质主要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之大敌.它产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整合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内,体现了正统与革命色彩,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文化发展的禁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试析"诚信"与"信用"的联系与区别--再论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目前学术界不少论者将"诚信"与"信用"混用,实际上这是两个在内涵、历史形成、表现形式、建立和维护机制、惩罚机制上都有着严格区别的概念.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它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并体现为规章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而诚信则是道德范畴,体现的是人的道德品质,是经济信用的道德基础和前提,但它不具有外在的制度约束力.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格义"作为言"道"方式的反思

"格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方式,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反向格义"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不具历史的必然性,具体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它表现为一种言"道"方式.而把"格义"作为一种言"道"方式,其合理性是需要辩护的.     

恩格斯"合力论"再探讨

恩格斯的"合力论"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机制的认识论概括,它是一个具有辩证张力的理论表述:第一,"合力论"直接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现象,因此是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模型.在其中,盲目性构成历史进程的主要特征,历史的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第二,它同时是历史进程的"内在的一般规律",在其中蕴含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的自由(即合目的性的实现).恩格斯表述的张力源自辩证思维,这种思维本身也提出对经典作家理论表述进行历史理解的要求.从这一要求出发,我们必须反思恩格斯借助"合力论"所回答的社会历史问题,其前提是否仍然存在,因此结论是否仍然有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应如何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的对象是九十年的研究历史,其内容异常丰富,但至今尚无一部专著.目前研究现状基本是就某一专题的一些零星综述.因此有必要对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和学术要求进行探讨,对一些关键性概念、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史"的不同,也都要给予厘清.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一个值得商榷的哲学命题——关于"合规律与合目的"问题质疑

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提法值得商榷.社会发展有规律无目的;人的活动有目的但不一定合规律.历史规律的自发性与人类活动的自觉性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状态.人类社会至今仍处在由必然向自由过渡的过程之中.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在于它是人类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对自己社会总体性发展和发展方向的自觉规划.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福山“历史终结论”及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普遍史的角度,认为历史具有方向性,同时也具有终结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也是一位"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一观点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反对把自由民主制度理解为历史的终结,而只是把它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     

"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

中国学术界有些人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改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误解.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里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用长矛架起的"轭形门",它是不能跨越的,只能或者从它下面通过,或者不从它下面通过.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不通过"和"跨越"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提法,而且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观点.     

"太湖时代"的吴文化特质及社会功能

吴文化即吴地文化,也称"太湖文化",从一万年前诞生至今,一直是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凝聚力之源.在以"知识经济"和"人地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太湖时代,吴文化具有"融合"、"创新"、"务实"和"崇文"等精神特质,成为长三角地区"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最重要营养源.随着历史发展,吴文化的价值增值对于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