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的生存意识

20世纪80年代末,"新写实主义"作家登上文坛,掀起80年代文学史上最后一次文化热。这些作家以"零度情感"进行创作,将写作重心移到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上,在生存状态中探索人生价值和社会时代的意义。通过对新写实小说中生存意识的研究探讨,可以发现新写实小说创造的独特审美态度、它对文学做出的贡献以及最后走向末路的原因。     

在"神"与"人"之间徘徊--试论拉斯普京创作精神价值的内在结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急剧变动，带来的是俄罗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缺失。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俄罗斯作家，拉新普京深为人民的生存困境感到焦虑和彷徨，他努力地为俄罗斯的人们寻找可以挣脱苦闷与痛苦的出路。作家在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上，既相信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东正教的力量，又无法回避俄罗斯人民自己手中的力量。他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游荡徘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在生存与智慧之间穿行——论乔典运的小说创作

农民作家乔典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农民、低层人民生存状态的小说。在作品中乔典运以农民的身份和立场,不仅以写实的态度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现实,而且写出了他们特有的生存哲学,表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     

《第二十二条军规》与荒诞派戏剧

20世纪录60年代称霸于西方剧坛的荒诞派戏剧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强调人的分离与隔膜、存在的危机与残酷、人生的无用以及世界的荒诞。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现代作家海勒的“黑色幽默”经典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体现的人与其生存的世界的隔离、人与宗教、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隔离,以阐明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类存在的荒诞与无奈。     

身体、欲望、抒写与当代意义的发生——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欲望叙述话语的心理透视

20世纪90年代以降,后现代作为一套价值模式,一种文化理念,正驱使作家创作价值观念的内省和转变以及文学价值的离弃。作家沉迷于本能欲望的抒写,身体遂成为欲望本体化写作的核心。进入新世纪,文学创作在一些行家看来进入一种绝境并发生蜕变,但有一股暗流却引起学界的关注并给予审视,那就是文学默默转向令人痛心的底层生存角落的抒写。底层写作者笔下的人物饱含着生存的渴求与困顿,踽踽独行于人生艰难而又披满荆棘的求生道路上。一道凄凉的风景给底层求生者带来的是生存欲望的执著追求,生存的欲望话语进而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表达的主题。     

论墨白小说的艺术风格

墨白是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作家,其作品执著于形式技巧的探索,用个人化言说方式辐射现实人生,实践了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化蜕变.墨白小说的艺术风格可从浪寻的心路与诗意的营造、生存的困惑与历史的解构、"后现代"技巧与东方化语境的结合等三个方面予以探索和分析.     

痛极而笑化痛为笑 —— 评《第二十二条军规》与《等待戈多》中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成名作,《等待戈多》是英国后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成名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海勒和贝克特都采用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以诙谐讽刺的语调,深刻反映了人生的痛苦和世界的荒诞,探究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创作形式解读了文本中黑色幽默的后现代艺术创作手法,揭示了作品中黑色幽默所反映的西方后现代社会人孤独、焦虑和无助的心理,并阐述了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这两位作家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深刻洞察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忧虑,对解决现代人精神领域出现的问题极具启示意义。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不同于上几代老移民作家,也有异于同时代的一些新移民作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作家代表,美籍华人查建英致力于描写北美华裔所面临的文化和性别冲突.她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体会着"边缘化"的状态,其作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透视了"边缘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反映出人物在中/西矛盾对立中特殊的充满悖论式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新移民难以逃遁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等问题,以及在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中所追求的一种自我放逐的自由.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从绝望到绝望——余华小说的精神之旅

绝望是一种存在状态,余华的小说中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80年代余华的绝望是鲜明且冷酷的,是愤怒且先锋的;90年代以来是从潜意识的绝望转向显在的绝望。这种绝望一直延续到《兄弟》,叙述也从表层的想象表述发展到更深的反抗意识。绝望映衬出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哲学思考。     

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余华是一位与时俱进而又风格多变的当代作家,他的先锋小说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父亲形象,对历史和现实的"父亲"进行了双重颠覆。随后,余华的创作观念和叙事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立场,回归历史与传统,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重新塑造正面的、充满温情的父亲形象,与笔下的"父亲"达成了消融和谅解。文章通过解读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探究了其对父亲形象进行颠覆与重构的文化动因。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暴力与温情——试论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依然是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对象。基于后现代话语支配下余华写作思路的起承转合,从消解人物和暴力叙述两个角度回顾了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对文本结构和内容的突破,并从暴力与温情的张力中彰显余华小说写作的当代魅力。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余华：生命悲剧的冷峻凝视——论余华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余华作为小说家的最突出特色是对生命悲剧的深切领悟。他是一个激进的怀疑主义者,能够将现代主义文学范式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穿透世界的繁华、庄重,揭示生存的阴郁、黑暗和苦难是他的擅长。《十八岁出门远行》呈现了余华小说的典型结构：世界的暴力本质及人的生命悲剧。起初,这种结构以血腥、暴力为轴心,从《活着》到《兄弟》却将这种结构表现得更丰富、复杂。余华的意义就在于把这种现代主义文学结构融人中国新文学之中。     

简评当代小说中的暴力描写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当代中国小说中大量的暴力描写是受到压抑的攻击本能的“开胃行为” ,它的心理功能是惊悚与快感的混合。在余华、莫言、王小波、贾平凹等人的小说创作中 ,暴力描写均为有力的表现手段     

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以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余华坚守以人为本体的乡土叙事。本文将以余华的乡土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个案文本,通过平民生存的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话语三方面,分析作家余华的乡土文本如何重构了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     

在冲突里走向人性的单纯和坚守——试论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胆小如鼠》

余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我胆小如鼠》具有相同的叙述结构,都以一个轻度弱智者的视角,描述人们对他极尽嘲弄之能的事件。小说中对应的人物及其言行,一方面反映了一个人与他所生存世界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性中单纯与坚守的力量。     

余华前后期小说中比喻的变异及意义

余华小说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新奇、怪异的一批比喻,开辟了比喻新的空间和新的视野。同时,以1989年为界,他的创作也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两个时期的比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认真分析余华小说前后两期比喻的差异,一方面可以深入考察余华小说比喻使用的根本特点,另一方面,通过两个时期的比较,也可以更深入研究余华比喻创新的原因与基本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