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权利缺失与制度保障研究

农民权利的有效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权、土地财产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的保障不足。农民权利缺位的根源在于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缺位、农民法定的维权组织缺乏以及农民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为了真正保障农民权利,政府需要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化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论农民在和谐社会中的权利平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国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农民面临极大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公民享受机会均等、权利平等、制度一致、身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解决的出路在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体制,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实现农民与城市市民机会均等与权利平等,最终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于城乡土地一体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土地收益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然而,我国二元土地市场制约了土地流转,农民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构建规范、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建立保障农民土地产权权利的有效机制,已经成为破除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农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转移,农民土地的合理利用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与农民权利实现的互动关联

农民权利的实现问题是当下农村问题解决的关键,对农村乃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农民权利的实现困境根源在于权力结构与农民权利诉求未达成契合,权力运行与权利实现之间缺失了均衡性。因此必须合理调适农村现行权力结构,以对农民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为旨归,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联中,构筑农民权利实现的屏障。     

根除农民权利贫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推进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其中较难攻克的一个堡垒。受历史的封建传统的思想、制度的影响,再加上现当代重工轻农的政策影响,农村成为中国社会最贫困的地区,农民成为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权利贫困,如政治参与权利、公共事务决策权利、受教育权利、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等等的弱势和缺失,既是广泛的社会现象,也是农村、农民难以走出贫困得以快速发展的本质因素。因此,根除农民这一政治主体的权利贫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推进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所急迫解决的问题。     

后脱贫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变趋势与应对路径

我国进入“后脱贫时期”这个贫困治理的新阶段,由于贫困的韧性和动态性,贫困治理将呈现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客体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视域由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治理模式由攻坚扶贫转向预防返贫等一系列新特征。基于此,“后脱贫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提出新的应对路径,通过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叠加效应,综合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体系,防范化解返贫风险、构建防返贫机制,实现“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塑与转型。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

城乡二元分割,主要是城乡居民所享受的权利悬殊.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贫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是社会权贫困,最核心的是土地财产权贫困,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分享权贫困.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必须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规定,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民的主体权利体系.     

制度权利失衡：农民贫困问题的一种制度性解释

农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贫困的根源是源于农村和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基础差异,还是源于凌驾于农村和城乡物质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制度设计。该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基于森的理论框架的失地农民权益问题分析

本文运用森的交换权利理论探讨了土地征用造成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根源。用交换权利理论进行分析是一个崭新的视角，一系列的社会安排造成农民权利的缺乏，权利的缺乏又导致农民可行能力的弱化，进而使其能够获取的资源相对较少，从而产生失地农民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基础条件,但是也面临着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低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制约因素。新发展阶段,扎实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好富裕和共享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讲需要把握五个方面的实现路径：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的活力,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渐促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健康权的贫困:内涵、根源和对策

健康权是指公民获得卫生保健和健康条件的权利.当前我国健康权无论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还是现实权利都普遍处于一种权利贫困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真正根源就是关涉健康权的制度贫困.为消除健康权的贫困,就必须安排有效的法律制度.     

全面小康社会初期的相对贫困及其发展型治理

2020年中国完成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之后,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将转为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市场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会,也衍生出转型贫困问题,包括农民的留守型相对贫困和迁移型相对贫困。从全面小康、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对相对贫困应该采取发展型治理策略,通过经济开发、建构社会支持体系、提升贫困群体能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相对贫困的缓解,同时避免对农民造成伤害的土地征用和城市化。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和政策创新,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构筑的城乡分割体制,是造成我国当前“三农”矛盾全面凸现的深远根源, 只有从统筹城乡的战略高度彻底转变发展观,不断弱化城乡二元结构,探索建立城乡良性互动机制,依靠有效推进 体制和机制创新,才能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并提供不可缺少的制度基础。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     

列宁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对贫困落后的苏维埃俄国进行了认清基本国情、提高工人地位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三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从而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结合中国共产党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将列宁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经验运用到消除贫困工作中，揭示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消除贫困的内在要求，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可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在区分和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键问题上，不仅可以彻底消除贫困，而且还可以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环首都贫困"及其根源解析

贫困根源的分析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科学地分析导致贫困地区落后的根源不仅有利于寻找脱贫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可以拿出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本文通过对环首都贫困特征的分析,阐明制度贫困是其贫困的真正根源,并提出加速环首都贫困地区发展的相关制度创新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