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     

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分析——以被遗忘权为例

权利泛化论不能成为阻碍新兴权利证成的充足理由。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个人利益对新兴权利的证成起到了初步证成的功能,而共同善则对新兴权利的证成提供了最终的保障。个人利益和共同善都是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对于新兴权利的证成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保护权利的成本等具体操作问题则是权利证成的外在理由,对于新兴权利的证成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内在理由证成了某种要求应当成为权利的正当性,而外在理由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利应当受到保护的程度。在新兴权利的法定化过程中,社会成本问题、权利冲突问题等需要得到妥善处置,从而使权利秩序更加和谐。     

权利冲突视野中的环境侵权救济路径选择——一个类型化的分析视角

环境侵权行为对公民环境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而公民并不能通过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机制很有效地救济自身受到侵害的权益。这基于环境权是一种兼具公权与私权性质的复合性的权利,突破了单纯的民事权利的属性,并且其法定化程度不高。由此,环境侵权中的权利冲突呈现出多种类型,有应然环境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法定环境权利与法定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还有规范权利转化为实际权利过程中出现的冲突,这对于环境侵权救济路径选择提出了多样化需求。     

论权利冲突及其配置

本文在对传统的权利承认→保护→实现理论进行反思后认为：权利具有冲突性，因此其能否真正为其主体所实现并不在于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在于行政、司法机关的配置。文章指出，对冲突权利进行配置时应遵循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原则、利益衡量原则、衡平原则和公平限制原则。最后，文章就对冲突权利有权配置的主体问题做了探讨     

虚拟财产权初探

虚拟财产的保护可以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三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在应有权利层面上,虚拟财产具有稀缺性、价值性、客观性以及非人格性,理应成为财产权保护的客体;在法定权利层面上,对虚拟财产进行保护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虚拟财产权应该而且能够由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在实有权利层面上,通过虚拟财产权制度的设计,为虚拟财产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提供制度保障.唯有如此,虚拟财产权才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胡锦光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法定化的权利分为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相应的法律上的救济分为宪法救济和法律救济。宪法救济是与法律救济相对应的概念。我国已建立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普通法律诉讼制度，以及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公民的法律权利。但关于宪法救济却只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论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既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现象的理性探索,又包括人们对权利的社会规范意义范围和实现手段的认知.从权利意识的基本成分来看,有权利认知、权利情感、权利评价、权利意愿和权利信仰.权利行为必然受到权利规范的引导和推动,而这些权利规范是通过权利意识的途径成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权利意识的形成与内化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根本动力.     

论物权的正当性与物权法定原则

洛克的自然权利说、黑格尔的意志说、庞德的社会学说、波斯纳的经济说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揭示物权正当性的哲学基础,要正确全面理解物权正当性的内涵,应当从权利主体要求的有效性、权利来源的权威性、权利主体自由的重要性、权利和利益的相关性、权利的道德性以及权利的效率性等方面综合考察.实现物权的正当性,应当将应然的物权法定化(正当化),物权法定原则对实现物权正当性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物权法定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物权正当化的进一步实现.我们应坚持物权法原则定的同时,又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法,在法定物权不能满足正当性要求时,应当及时对法律进行修改.     

论编辑权利

针对编辑权利界定的模糊性及提出编辑权利的重要性,从编辑作为普通公民和职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进行研究,认为编辑不仅具有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各种社会生活权利,而且应当享有期刊社所授予的与著作权人交流、修改稿件和论文是否发表的决定权等职业权利。     

城市权利:解释及分类

从人权出发,强调城市权利就是强调城市中人的权利。应该明确的是,城市权利的形成既有历史的纵向演变过程,也有横向的分布格局;既有宏观的政治学背景,也有微观的经济学和法学的内容。从总体上看,权利与自由、正义密切相连;从表现上看,城市权利表现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等诸多内容;从逻辑上看,城市权利表现为自然权利之上的公民权利的实现过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本与政治的联合作用形成了一定的权利差距,如果任由这样的差距扩大,中国城市化进程就难以为继,因此中国城市政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现权利平衡的过程。     

从应有权利到现实权利——以司法赔偿请求权为例

权利在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三种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以主体资格为逻辑起点的应有权利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原则和基础。法定权利是权利的制度化,是权利存在的主要表现形态,它自始至终都处于应有权利与现实权利的中间位置。现实权利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是权利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构成了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权利的归宿。实现司法赔偿请求权关键在于法律程序的设计和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规范分析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范畴可以从几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规范分析。公民是宪法上的一般主体,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普遍性权利。基本权利是居于核心、基础和优先地位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高位阶性、固有性和不受侵犯性。文化权利是＂年轻＂的权利类型,二战后,世界各国对文化权利的性质、内容和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才得以深化和拓展,其核心内容才真正发展为公民基本文化权利。     

论妇女权利观念之培养

妇女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妇女的权利观念既是改变妇女自身地位,使其获得应有的人格尊严和实现自身人格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培养妇女的权利观念,主要是培养妇女具有独立人格的理性权利观念、培养把性别差异作为平等前提的权利观念、强调在两性权利上对妇女权利优先保护的权利观念。要在法治宣传教育中重视妇女权利知识的普及,使全社会了解妇女权利的法律规定;完善妇女权利维护的法律机制,依法救济妇女权利的维护;建立健全妇女权利维护的社会救助机制,创新妇女权利维护的社会保护途径。     

基于交换权利理论的移民搬迁农户权利受损问题浅析

从交换权利理论对现行二元制度框架下移民搬迁农户权利受损问题这一新的视角进行分析,指出在移民搬迁过程中应重视保障农民的交换权利来提高移民搬迁的扶贫效率,而政府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对于保障农民的交换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关于权利是否具有顺序性的思辨

文章认为权利是需要救济和保护,在权利救济时,事实上存在着权利位序的问题,文章从对一个千年的哲学例证的诠释开始,证明作为权利的所有者的人的天然的取舍驱动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根本。其次,认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划分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显著证明。最后,是通过权利冲突的实际解决来证明权利之间存在的位序性。     

我国社会转型中的宪法权利体系重构

由于我国宪法权利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缺陷,无法满足我国社会转型中日益高涨的个人权利诉求.因此,亟需以人权为逻辑起点,从国家义务、权利设定方式、权利限制的目的与界限以及权利内容等方面对宪法权利体系进行重构.     

我国《消法》中权利倾斜性配置规则之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弱势群体进行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典型法律形式.然而,由于其权利倾斜性配王规则存在立法目的多元、立法语言不当、权利实现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导致该法在实践中运行不畅.为真正实现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有必要从明确立法目的、界定宽松的消费者概念以及配套相应的权利实现机制等方面,对之进行完善.     

论法定权利的实现——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法定权利的实现是抽象的法定权利在现实社会中的再次认同,属于法定权利的第二次飞跃。在法社会学看来,法定权利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权利立法的超前、设定权利的法律规则不完善,以及权利实现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等是阻碍法定权利实现的主要障碍。为实现法定权利,需要慎重对待权利立法以防止权利泛化;需要认真对待法定权利救济以防止权利霸权化;需要加快经济发展以达到法定权利的真正实现。     

迈向人权的积极城市权利

积极城市权利能够使市民平等的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积极构建公正的城市空间,也产生出服从城市空间管制的道德义务。积极城市权利能通过“威尔曼公式”的检测,它是以道德理由为基础,至少包含了五种霍菲尔德状态的权利体系,应该将其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利。积极城市权利也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权利类别——人权,是人的能动性与自治性的实现。要实现这项人权,就要从道德领域转向法律领域进行保护,同时不同于道德权利,法律规定的积极城市权利需要接受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