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教谕文献中的家庭观教育

古埃及的教谕文献是为了将年轻人培养成为忠于君主、爱戴百姓的官吏而撰写的教导性文献,其作者通常是国王、官吏或德高望重的智者们。古埃及统治者们期望学校培养出来的书吏在拥有渊博知识的同时,还具备传统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此,教谕文献不仅要培养书吏完美的品行,也要培养其孝敬父母及疼爱妻儿等家庭美德。     

古埃及伦理中人自身的和谐

古埃及人自身的和谐主要体现在“自我塑造”与“培育”的统一以及人内在美德与外在实践的统一。人性善的观念使自我塑造成为可能，大量教谕文献的存在表明了古埃及人对“培育”的重视。人应该具备内在美德，正如玛阿特的基本内涵，并将其体现于实践中以追求完美。     

从教谕文献看古代埃及伦理教育的传统内容

教谕文献是阐释作为伦理思想核心内容的"玛阿特"(正义)观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其中所涉及的传统伦理教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关于言行的教导、关于身心的教导以及关于品性的教导。贯穿这几方面教导的共同原则都是以自控、约束和沉默为特征的,古代埃及人的这种内敛的性格在教谕文献中体现得特别明显。通过对教谕文献中的伦理教育侧重点的探讨,我们可以更为深刻而精确地了解古代埃及人的伦理道德准则以及社会价值取向。     

从《普塔霍特普教谕》看古埃及人对青年人的道德教育

《普塔霍特普教谕》是古王国出现的最重要的教谕文献,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古埃及青年进行了道德教育: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青年人应该具有的良好的性格和青年人走上仕途应该注意的为官之道。《教谕》对古埃及青年良好道德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传统景观的历史解读——浅析清代成都城市景观重建

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有时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助手”,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景观的修建大多是出于贯彻国家文化政策、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的需要,如重建孔庙是为了强化礼制秩序、“崇儒重道”,武侯祠、关帝庙的重建与加强中央集权、倡导忠义的政治思想有关,青羊宫等道观的重建合乎当时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重建杜甫草堂则切合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清代重建城市景观的过程中,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孔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教化意义就越发明显。     

古埃及的体育成就

古埃及人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体育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体育形式的最早体现,古埃及体育与现代体育有很大不同,主要包括皇室成员进行的皇室体育和普通的埃及人民进行的民众体育。其中皇室体育往往笼罩着王权和宗教崇拜的气氛,而普通埃及人的体育活动则产生于生活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实用功能。     

古埃及首饰工艺及文化意蕴

首饰工艺及其作品是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蕴涵丰富、影响深远。首饰的程式化设计体现了古埃及延续几千年的艺术规范;艺术形式的多样性表现了古埃及人无拘无羁的个性和情感宣泄;精湛的工艺体现了古埃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装饰纹理则体现了古埃及宗教神学思想意识和民族审美文化象征。总之,首饰中积淀着古埃及人的美学观念、民族心理、宗教寓意等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埃及人的思维特征。     

孔子道德本位的社会秩序论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失范状态,孔子提出以道德为本的整合社会秩序的主张。道德本位相对于武力本位、刑罚本位而言。孔子以为,由乱而治,最重要的措施是维护和重建“周礼”所确立的道德秩序,对人们施以道德教化,调节社会行为,以此化解现存社会问题。推行道德教化的主体是君子,作为外在社会规范的“礼”和人的内在自我完善属性的“仁”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论同光时期晋南地区的教化措施——以地方官员马丕瑶为中心

晚清同光时期,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传统统治秩序濒临崩溃,民众信仰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各级地方官员为尽快恢复统治秩序,采取各种措施教化民众,为“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内陆晋南地区地方官员马丕瑶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教化组织,积极投身于教化民众的实践中去,这对挽救世风、端正士习以及恢复晋南教育教化基础,重振传统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封建伦理道德伞盖下的特权与真情－－贾宝玉与源氏婚恋之比较

作为特权阶层,贾宝玉和源氏在封建伦理道德秩序下形成相似而相区别的婚恋观念和实践。二人都认同和践行一夫多妻制,对女性都有着占有欲望,但贾宝玉始终追求理想化的婚姻,而源氏则以渔色为其人生第一要事。在婚恋问题上,源氏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而贾宝玉在追求理想婚姻时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     

教化:荀子伦理思想的本旨

荀子继承“周孔教化”的宏愿,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教化的必要性和现实途径。他以性恶论为基础提出教化的必要性,认为要实现教化的目的,则所教之物必须入于人心而涵化之。其要在于养情正行而起伪化性,具体途径则是通过礼教和乐教、五经之教等方式来实现教化目的。可以说,荀子的伦理思想特别明确地以教化为本旨。就教化理论而言,其逻辑之严密,体系之完整,在先秦儒家中,皆属首屈一指。     

林慎思的天道观及其教化意义

天道观是林慎思对道德教化进行论证的理论前提之一。根据林慎思的思想,“天”和“天道”都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能够为人所认识和利用;社会管理者应当顺应“天道”,积极地对民众施行教化。在道德教化中,林慎思既强调要贯彻明确的“道”的原则,又认为教化实施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教化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以贞、孝、忠为中心的考察

笔者从贞、孝、忠的源起、沿革及功能入手,研究三者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的转变过程,认为它们因具有秩序功能而被皇权纳入政治体系。秩序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那么公权力在维护秩序的时候,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民众的私生活是否应该独立于公权力之外,则是被政治化的贞、孝、忠留给我们的思考。     

古埃及人性观初探

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人是神的影像,人性是神的赐予,因此人性不仅神圣而且善良。少数文献表明人具有作恶的可能,但都没有超出人类双重性格的基本认识,即人可能行善也可能作恶,没有证据表明人出于天性而注定作恶,所以古埃及伦理仍以人性善为出发点。善良的本性使自我塑造成为可能,而培育更是品性完善的重要因素。     

论古埃及的来世说及其社会意义

古埃及人是一个特别注重来世的国度。他们以太阳神和奥西里斯神为依据，为上至法老下至平民的所有人都找到了来世的归宿．在古埃及，死亡这一主题整个地融入其社会之中．它不但影响着个人，而且也影响社会文化机制的形成与演变。其中，他们明确设定的来世审判法庭，不但审判着死者，也实际地约束着生者，从而使古埃及社会走上重人治和道德的道路．而太阳神和奥西里斯神两种来世的相互依存与地位上的演变，以及来世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括．则触动了森严的等级观念，形成了现世平等的氛围。     

“仁礼同构”：“5W”模式下儒家传播思想的问题意识

以五W模式来分析儒家的传播思想,可以这样认为,传者是礼制中的上位者和符合礼仪规范的德行君子;传播内容必须合"礼"与述"古",主要是传统的诗书礼义;传播渠道是亲身传播高于语言传播,追求无言之传;受众则是礼制的下位者和仁义被遮蔽者;传播要追求延时效果,强调要经过长期传播,反复教化,使民众遵守礼仪秩序。这种传播思想与现代意识有相通的一面,但也有矛盾的一面,当今亟需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型。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现象解析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于世,从表面上看,它是受到了帝王及士人的倡导而风行起来的。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它既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商品经济所造成的道德失控有关,同时它还是三教融合趋势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的善书现世功利性加强,适应了几乎所有民众的功利需求而成为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另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进行劝善教化的一种手段,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极力维护是善书无法摆脱的封建政治情结。     

周代之礼与乐浅议

本来礼与乐,既不同源,又不同构同型。至周初礼乐制建立,礼与乐则“人为”地结合在一起：乐要受周礼的总摄、规范和制约;而周礼要顺利施行,又必须有乐的辅佐。因为周礼仅是一种外在的规范,旨在以血缘为纽带,以亲疏为依据,以等级为秩序,来确定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尊卑、贵贱,维护各阶层的等级秩序和权利、义务,制造王权至上的威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会导致一些人的心理失衡,触发紧张的人际关系。而乐是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其节奏和音响等自然属性,发乎人性,能通过接受者个体心灵情感与官能感受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陶冶情操,教化人伦,弥缝不同等级的心理差别,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导人们亲和向善,自觉地依礼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