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与评论

青年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凡尔赛和约与德国、美国侵略的本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发展.这是他探究"改造中国与世界"途径的一部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和评论,使毛泽东认清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对弱国小国侵略压榨的本质,而要打破这种国际不正义的现象,就得另寻途径,那就是唤起民众,以革命和阶级斗争实现国际和平与世界大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与重视所形成的国际经验,也是他日后指引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战后东亚的依附性发展特性

战后东亚在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依附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依附性发展。它具有4个方面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东亚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隐含着结构性的危机。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与中国崛起的安全战略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的"解构—重构"表明,东亚新秩序的成功构建至少需满足三个要求:以整合为基础、应对"变化"的能力、与世界体系的协调,由此决定了和平、崛起、秩序重建三者共生的中国对外战略的三重目标。然而"解构—重构"过程中东亚"东西南北"结构特殊的空间制约,产生了中国国防外交双重难题并存的现象:即双重挤压的可能以及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困境。在海陆国家安全与发展两难困境不对称情境下,这进而决定了我国和平崛起的地域安全战略的择取方向。     

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构想及其推进

所谓“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不过是日本用以掩盖其称霸亚洲的侵略实质的代名词。它是日本“大陆政策”既定侵略目标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在推进“大陆政策”过程中,不断得逞,在实现其第二推进期目标,即吞并“满蒙”后,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妄想称霸亚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便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即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的理论,并为此大造舆论。当军国主义势力足以控制日本政局时,此理论进而演变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并付诸实施,其手段则是先外交后军事,但两者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企图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

"朝贡体系"论是当今海外学术界诠释古代中国对于东亚贸易体系所起关键作用的一种理论。东亚贸易体系最初形成,滥觞于安史之乱后淄青镇节度使的经济利益驱动,由于他握有唐朝对新罗和渤海国交往的涉外权利,以登州港为中心,地跨唐朝与新罗、渤海两国间的走私贸易开始出现;在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被平定后,张保皋所主导的登州与新罗、日本间的海运贸易也渐成规模;五代十国以及宋元以后,随着以市舶司制度为核心的"互市体制"的确立,东亚海运贸易网络也不断发展。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朝贡体系"论既不能作为东亚贸易体系之表征,也不能说明前近代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机制。     

东盟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分析

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由小国集团-"东盟"发起推动并主导,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其区域合作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亚洲方式".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的矛盾;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态度;日本"雁型发展模式"的失败.东亚这种小国集团主导的区域合作存在着两个结构性缺陷: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难以建构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从现实来看,大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缺位"与"不合"是导致东亚区域合作踯躅不前的重要原因.美国、中国与日本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推进三个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是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     

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东亚史中,六朝时期的"东亚文明圈"是较为复杂的。从外缘性因素(国际朝贡关系、王朝分裂对立等)来看,东亚诸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紧时松,所呈现出的"螺旋式"的关系演进让东亚文明圈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割。在汉魏六朝史籍资料中,以"辽东——乐浪"线的分合为主线,分析东晋南朝、北朝(尤其是北齐)的东亚朝贡国之等级关系,可以看到中国本土自身的南北分裂状态引起了东亚文明圈内诸民族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多向度视角下的东北亚国际体系及其强势建构

东北亚国际体系从层次分析的视角而言是一个次国际体系,其主导单位是国家。东北亚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单位和体系有着重大影响。军事、政治结构使体系内主导单位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并使之支持了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市场结构促进了东北亚国际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东北亚需要塑造地区认同以构建“强势东北亚国际体系”。     

上田万年东亚殖民语言战略的朝鲜“布局”

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最早从德国与法国带回了以比较语言学为主的语言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东亚语言学理论的重构。在日本政府对东亚施行殖民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上田万年对东亚各国语言调查和研究进行了周密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近代的朝鲜语言学研究受到其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影响,衍生出了金泽庄三郎"日韩语同系论"、高桥亨"日朝语言进化论"和小仓进平《朝鲜语学史》"超级日本语系模式"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理论和著作。通过促进朝鲜总督府的学制改革,上田万年最终完成了对朝鲜语从学术研究到基础教育的全面殖民化的语言战略"布局"。其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带来了东亚语言学重大的学术"变局",为今天学者研究近代东亚语言学史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学术参照模式。     

多向度视角下的东北亚国际体系及其强势建构

东北亚国际体系从层次分析的视角而言是一个次国际体系，其主导单位是国家。东北亚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单位和体系有着重大影响。军事、政治结构使体系内主导单位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并使之支持了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市场结构促进了东北亚国际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东北亚需要塑造地区认同以构建“强势东北亚国际体系”。     

传统东亚体系与中日关系

东亚体系承接华夏体系,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是同根异株.日本在近代“脱亚入欧”,在亚洲提前进入近代化,而后步西方后尘,在亚洲搞侵略扩张,二战失败,其右翼势力还不断抬头,妄想复活军国主义.今天,应继承东亚体系和平、友善的文化传统,搞合作共生共荣,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为改善中日关系,各自相向而行,坚持互信友好.     

探析东亚货币合作的机制属性及其效用性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也决定着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机制的约束。东亚长期以来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机制属性并非完全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其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协议中,并且是以基础的机制层次如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等为发展点。但只要这些发展点具备了机制属性,人们便应该审视国际机制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效用性,以期待产生更多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和引导东亚货币合作。     

全球化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现出强劲势头,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向着制度化、体制化的方向发展,并将有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封贡体系　国际秩序。随着西方列强决意打开中国的大门,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与近代国际体系发生了　激烈的碰撞。中国在这一碰撞中遭受了沉重的冲击。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掠取了巨大利益的　西方列强调整对华策略,而清政府也被迫重新认识对外关系。１８６０年以后的近２０年里,中国　逐渐从被动接纳近代国际体系向主动加入近代国际体系转变。以７０年代末向欧美诸国派遣常　驻使节为标志,中国完成了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初探

中日两国于１９７２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美国与现代非欧区域国际体系的兴起

真正的全球性国际体系问世于 19和 2 0世纪之交 ,其根本特征除了在地理上囊括全世界外 ,就在于出现了以非欧现代强国为中心的非欧现代区域性国际体系。其中由来较久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 ,它植根于美国独立前后生成的美洲体系观念 ,经门罗主义的问世、大陆领土扩张以及颇大程度上靠军事干涉确立的泛美控制 ,到世纪之交完全形成。另一个大致同时兴起的非欧现代区域国际体系是以美、日、俄三强竞争为中心的东亚太平洋体系 ,它源于一个多世纪里世界政治的最重大事态之一———美国和俄苏逐渐成为超级强国 ,也源于区域内一个传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跃升现代强国之列。美洲和东亚太平洋这两大非欧体系各自同欧洲体系之间有着重要的复杂关系 ,并构成世纪之交问世的全球体系最基本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