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逐日”神话新释

“夸父逐日”是我国古代的著名神话之一,见之于《山海经》。 一、《山海经·大荒北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影),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二、《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新探

王弼的政治哲学集中体现在一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命题中:“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本与母同义,子与末同义。“母,本也;子,末也。”(《老子》52章注)“守母以存子”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崇本以举其末。”(《老子》38章注)那么,何以一方面要“息末”,而同时又要“举末”、“存子”呢?对此,有的学者在“息”字上作文章,认为它的意思是“养息”。但王弼对“息末”的表述很明白,是指坚决去掉有为的政治手段。     

三角缘神兽镜再检讨：从金石学、以物证史到历史考古学

三角缘神兽镜是独见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大型铜镜，因外缘截面呈三角形，主体装饰包括神像和兽形而得名。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就是《倭人传》所载曹魏馈赠给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的铜镜。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基于田野考古发现提出，三角缘神兽镜并非魏镜，而是由渡海抵达畿内的吴国工匠制作的。但是无论是“魏镜说”还是“吴镜说”，都有无法弥合的逻辑裂缝，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则是对历史考古学的作业逻辑的误解。即使与历史文献学密切相关，历史考古学也无法印证历史事件，更不应以此为学科目标，而只能从考古学材料本身属性出发，建构独特的群体史和趋势史。只有在各自独立完成整体性历史面貌的复原后，历史考古学和文献历史学才有可能开展对话。在此方法论基础之上，非魏非吴的三角缘神兽镜显示出在制造知识上与辽东地区更紧密的关联。     

“鲜规”确义

《庄子·天运》论评三皇之智,以为“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鲜规”何义?我曾有文为解(《“鲜规”榷义》,《学术研究》1989年第4期,署名“黔容”)。以“鲜”读“尠”,“规”取法度之意。“鲜规之兽”释为没有约束的兽,就是野兽。先自以为,野兽性情凶暴所解得体。后经寻思,渐感理由并不充足。一则野兽固多凶暴,但不是所有都凶暴,如野鹿、野兔之属,也是野兽,而在其     

“类”考——古代名物丛考之三

我国古籍,记有一种动物,名为“类”。如《庄子·天运》:“类自为雌雄。”《列子·天瑞》:“亶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描述较为详细的则是《山海经·南次一经》:“(亶爱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为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那么,“类”之于今,     

“赣巨人”质疑

根据《山海经》郭璞注和《尔雅·释兽》所载,说明“赣巨人”是兽而不是人。同时通过对“赣”字形音义的探讨,说明“赣巨人”即“戆巨人”。     

孔子的“尊贤”并非“有等”

春秋中叶以前,奴隶主贵族内部的“明贤良”(在贵族中选举能者治政),可谓先秦“尚贤”思想的先驱;春秋末期孔子的“举贤才”,是这种思想的一大发展,它第一次使“尚贤”跳出了贵族小圈子。但对于孔子“举贤才”的标准问题,以往论者却毁多誉少。毁者主要观点是:“孔丘‘举贤才’的具体要求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北京大学编《中国哲学史》)史实究竟怎样?本文拟就此作些具体分析。     

“鲜规”榷义

本刊1989年,第1期《“鲜规”考》一文,为《庄子·天运》“鲜规之兽”一语做了解释,反复论证,读后颇受启发。仔细思考,觉得义仍未安。首先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这句话到底是针对什么说的?为解决这个同题,还得把原文抄上几句。《天运》的作者在借老聃之日论评三皇之智,以为“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考》的作者释义说:三皇之智“其为毒甚于蛎虿之尾,是故细小虫兽,皆遭扰伤,不得安其性命。况于黔首,如何得安。”照此说法,则“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便不是说三皇之智,而是另外的一回事,“莫得安其性命之情”便也成为“鲜规之兽”的境遇——不能保其生命。可是,这“性命之情”,在《庄子》中并不罕见,决非只见于此篇,如“不失其性命之情”,“决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彼何暇安     

喇嘛教“噶举派”传承关系之我见——对《宗教流派镜史》中“噶举派”师承关系的商榷

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最近翻译出版了《宗教流派镜史》(以下简称《镜史》)一书。这本书叙述了藏语系佛教传承的历史沿革,对探讨研究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历史,了解藏传佛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资料。但是这本书在叙述“迦举派”的师承关系上,概念不清,眉目显得紊乱,使人得不出系统完整的印象。大量历史资料表明:藏传佛教的“迦举派”(确切译名应为噶举派,以下统称噶举派),有两大传承系统,一为香巴噶举;一为达波噶举(《镜史》译名为香巴迦举、达波迦举)。在达波噶举下分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诗·周南·麟之趾》新解

《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一诗,因为歌颂的是“麟”,历代封建学者便认为它就是神话中的“仁兽”麒麟,从而对这首诗作出了许多牵强傅会的谬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诗经》研究者们仍未对这首诗的传统谬解予以澄清,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麟之趾》诗中的“麟”并不是麒麟;即便说到麒麟,它原来也不是个神话般的动物;而《麟之趾》一诗非但不是宣扬神异祥瑞的诗,正相反,它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这一结论,是我们对《麟之趾》诗逐字逐句重新考证后得出来的。该诗全文是:     

从几个数学概念看《墨经》的辩证思想

(一)《墨经》对数的最精采的论述,要算是它论“一”的那一段了。自古以来,许多学者都对它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其原文为:“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位。”(《经下》)“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经说下》)这段话的核心在“一少于二而多于五”一句。一少于二,这是显见无疑的;而一多于五,却     

《道藏》的形成与发展

《道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散佚、变化的过程,自汉代始至明代方成今日所见的《道藏》,但它已与它的前代们有着许多不同了。与《佛经》(几次结集而成)、《圣经》(“旧约”和“新约”基本各为一次定型)和《可兰经》(基本一次定型)相比,《道藏》形成的最大特点是:一.形式并无定制,其篇目、卷数、规模、分类始终在不断变化。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称“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至唐尹文操《玉纬书目》“七千三百卷”;而明正统《道藏》则有五千三百五卷。二.内容杂而多端(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五:“道家之术,杂而多端”。)道经不止一家之言,并无确定教主,往往借古人以自重。许多道教经典不仅可收入《道藏》,亦可收入诸子目录之中。因“以道概万”的宗旨,故《道藏》中除宗教信仰外,包含了许多古代其他珍贵文献(包括科技),其分类奇特而繁复。三.历史考证困难。道士     

《文心雕龙》“太极”辨析——兼论“道”和“神理”

“太极”一词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对它的理解却涉及到如何评价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理论的问题。现在各家对它的解释并不相同,这就有辨析的必要。当前对“太极”最流行的解释是沿用汉儒的“元气”说。刘歆《钟历书》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郑玄注《乾凿度》“孔子曰《易》始于太极”云:“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所始也。”虞翻曰:“太极,太一也。分为天地,故生两仪。”郑玄又引《星经》曰:“太一,主气之神。”可见汉儒是训太极为元气的。现在不少同志都是据此而引申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如周振甫同志释为“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见《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页);陆侃如、牟世金同志说是“指天地混沌的时候”(见《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出版上册第5页);郭(扌晋)稀同志干脆译为“远古”(《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甘肃     

论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正> (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特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104页)对于这段话的理解,颇有分歧,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艺术掌握方式”放在认识论范围内来加以研究。如不少同志认为这里说的是四种掌握方式,而这四种掌握方式都是指的“思维方式”,艺术只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是以形象贯穿始终为特点     

说“凿齿”

“凿齿”顾名思义,即凿掉牙齿,所以有人认为考古发现的拔牙现象就是凿齿。但多数人对此解释持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古人对凿齿的记述与解释也各有不同。高诱注的《淮南子·本经篇》称:“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共状如凿,下撤颌下,而持戈盾”。而郭璞注的《山海经·海外南经》则称:“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固以名之”,上述文献各说不一。凿齿是人乎?兽乎?如说是兽,能持戈盾吗!与理不符,与情不合,只能认为是对人的贬称,不能视之为兽。所以郭璞说:“凿齿亦人也”。多此“亦”字,含意颇深,可视     

“茹毛饮血”辨

“茹毛饮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捕到禽兽连毛带血一道吃”(见《辞海》(语词分册)1977年版)的意思。《辞海》(新版)亦沿用了这个解释:“谓太古之时人们还不知熟食,生食禽兽。”此说有以偏概全之嫌。这句成语源出于《礼记·礼运》:“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共毛。”这里     

“吴王壹成”当是“吴王殪死”

《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论威》讲到专诸“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高诱的注说:“专诸一举而成阖闾为王,故曰吴王一成。成谓专诸能成吴王也。”杨树达氏提出不同看法,他以为文中所谓吴王,不应是阖闾,而是吴王僚。“吴王壹成”即是在专诸举剑之下,吴王僚被击而死。他从字义上作了解释,以为“成”当读”朾”。他以《说文·木部》“朾,撞也”为证,说“一成”犹云“一击”。(见杨树达     

“拨头”、“紫陌”、“官奴”一解——读黄畲先生《欧阳修词笺注》

台湾黄畲先生《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有几个词语的笺注,似有未当,现特提出与黄先生商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拨头”一词,黄先生笺注曰:“舞蹈名。《文献通考·乐考》:‘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若单就“拨头”而言,《通典》语释无可非议。但欧词“拨头”却非胡舞。欧之全词为:“画堂雅宴,一抹朱弦初入遍。慢撚轻拢,玉指纤纤嫩剥葱。拨头憁利,怨月愁花无限意。红粉轻盈,倚暖香檀曲未成。”(调寄《减字木兰花》)通首描写了雅宴上乐妓弹奏琵琶,与杀虎报仇、激烈雄壮的     

“兰若生春夏”之“兰”并非修饰词

《“兰若生春夏”小释》一文(按,载本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云:“兰若生春夏”之“‘兰若’应当作为一个词组来看待,解释为‘美好芬芳的杜若’。‘兰’是名词用作形容词,修饰‘若’字,成为偏正关系的词组。”我觉得,这里把“兰”说成是“若”的修饰词是不妥的。古人常把名词的“兰”用作形容词,去修饰另一名词,而构成合成词组,如:兰亭、兰闺、兰室、兰章、兰言等等。但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同类修饰(偏正词组)的例子,即以“兰”修饰另一植物的例子。而只能见到同类并举(联合词组)的例子,如兰桂、兰蕙等(反义对举的如兰艾)。可见,“兰若”一词只适宜释为“兰”和“若”两种香草。兰,当是指兰花(也叫山兰、草兰、朵朵香),因其春季开花,故又叫春兰。春兰常和秋菊对举而言,如“春兰秋菊异时荣”(石贯《和主司王起》诗),“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楚辞·九歌·礼魂》)。可见,把“兰若生春夏”之“兰”释为春兰,是既符“生春夏”之意,也合落秋风之意的。古诗云:“兰若生春阳”,其“兰若”之“兰”也正是指的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