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本研究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1）高管更换与公司绩效紧密相关;控股股东的更换与高管人员的更换密切相关;（2）控股股东的更换与更换前低劣的经营业绩相关;（3）更换了高管人员的公司,高管显著提高了经营绩效,在高管变更中企业绩效改善主要来源于市场绩效的提高。但是,更换控股股东和高管人员并未显著地迅速提高企业真正的营利能力,高管人员的更换既与控股股东变更相关,还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关。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绩效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和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以2010年至2012年沪、深A股1 2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3.0软件和分组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分别考察不同最高层级董事身份和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只有在董事会最高层级董事不兼任总经理职务条件下才成立;业绩压力和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相对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对绩效的正向效应更强,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中,业绩压力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绩效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显著.研究结果证实董事会内部非正式层级的实践价值,印证了两职分离和董事会团队互补的积极效应,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等提供理论支持.     

政治关系、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与民营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1-2005年直接IPO上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政治关系对控股股东利益输送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程度高于非政治关系公司,而且这种效应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区域更加明显,总体而言,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在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能改善企业绩效;但是,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系不仅出于政治资本投资的需要,而且是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需要.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进我国银行市场化改革,减轻政府官员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以改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家族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的关系

家族控股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一股独大”现象,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它们的股权结构及其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股权结构能够影响公司的绩效,进而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我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能适应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在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中,由于董事长或总经理是控股股东的直接代表或控股股东本人,因而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两者所追求的目标相同,经营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能够通过公司价值的提升得到体现。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将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国际上…     

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用 1998 年以前上市的所有 A 股公司作为样本,对样本公司的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模式的公司比例在逐年下降;(2)含有国家股和国家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总经理和董事长两个职位由同一个人担任;(3)由母公司控股以及中央和部委所属的公司更倾向于由大股东董事长同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4)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董事长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可能性就越大。     

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为基础,对外部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动因的差异,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     

中国中小型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39家中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已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高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发现,以中国沪深两市的中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学的相关技术对公司中高管的不同特征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经过对总计139家中小上市企业2006年的业绩和高管特征进行了一系列统计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中不同学历的董事长在选择执行高管即总经理职位的人选时,有一定的偏好,高学历的董事长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教育程度相一致的总经理;其次,本研究发现中国中小型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所在企业的财务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控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董事长控股与董事长的学历对公司的绩效存在着交互的影响作用。     

最终所有权性质、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 2003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最终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民营控股以及外资控股三类,并选取相关变量对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业绩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变量及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度大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当综合考虑各治理变量并研究其与绩效的关系时,治理机制变量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导致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本质上改变;在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两类上市公司中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治理机制变量.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业绩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控股股东代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分析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中代理问题的核心,而且也有相关文献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但精确的定量理论分析仍较为缺乏.本文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理论研究了控股股东代理对企业投资政策选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企业价值增加,证明了控股股东存在正向的激励效应;随着控殷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加大.企业价值迅速降低,投资提前,该结论证明了控股股东具有负的侵占效应.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经理任期风险和公司治理的实证分析

对公司经理任期的约束应该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生存分析的方法检验了内外部治理因素对经理职位变动的影响.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大同小异,相互补充.从结果可以看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因为同样处于代理人的位置,所以他们的任期风险影响因素中有几个是共同的:市场业绩、年龄、学历、股权变更.市场业绩的影响作用和理论相反.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存在权力的分别,所以领导独立性、内部监事比例和企业规模三个变量对两个职位任期风险的影响作用不同.另外,在检验的变量中,企业的利润率和国有股权比例都没有对经理任期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说明经理任期风险并不受企业会计业绩和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Dual class shares,board of directors’ effectiveness and firm’s market value: an empirical study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whether a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voting power and outside directors’ effectiveness in maximizing firms’ financial performance. We analyze a panel data with 3057 observations for the 2000–2012 period using a random effects model, logit and probit regressions, and the two-stage model of Heckman in the Brazilian stock market. Our findings show that firms whos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use dual class shares to leverage their voting power have less independence from the board and wor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market value. Further, the percentage of outside directors tends to be ineffective in increasing the firm’s value, and in changing the firm’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when (1)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voting power is leveraged, or (2) when the CEO assumes a position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imultaneously. We interpreted that these results are in line with the arguments in favor of the existence of a new agency cos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undue obedience of board members to authority, such as the larges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r the CEO in Brazilian listed firms.     

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研究

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4-2006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实际控制人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采用金字塔控制方式同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而且,与通过非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相比,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对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加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控制方式为金字塔时发放的现金股利更多。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大股东性质与企业绩效——国有股减持的一个经验证据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变更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所选样本在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由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转变为非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后,仅表现出显著的盈余管理,公司盈利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中发生了高层管理人员更换(简称“高层更换”)的公司,短期盈利能力显著提高;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了根本改善。研究结果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论证了引入市场导向的大股东、健全经营者任免机制和加强市场竞争对深化企业改革的意义。     

股权集中,投资决策与代理成本

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分析了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异质性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负债融资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动机会导致过度投资的产生,并显著提高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即控股股东的价值侵占行为不仅影响到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且会加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产生公司治理的正向激励效应,持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负债融资代理成本。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会产生公司治理的负向侵占效应,分离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低的企业价值和更高的负债融资代理成本。     

Does shareholder protection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analysts as a gatekeep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shareholder protection on analysts’ performance. The important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analysts can play by monitoring management has largely been ignored in the literature. Using a newly constructed index, we are for the first time able to analyse how changes in shareholder protection over time affect analysts’ performance as a gatekeeper. We find that strengthened shareholder protection improves analysts’ performance as a gatekeeper, i.e. analysts’ ability to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mproves with strengthened shareholder protection. However, we also find a substitution effect: Strengthened shareholder protection makes analysts’ services less valuable to investors, thereby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analysts following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