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徐渭画论与中国写意画的发展

徐渭以前的绘画具有道本论特征。徐渭画及画论对道本论是一个突破，使写意之“意”脱离淡泊心怀而直面人的丰富的主观真实，主要是近代人痛苦矛盾的内心体验。画技上的大写意变形，实质上是绘画内容质变后不得不然的技法实验。这种论调和画作，也构成了近代国画变革的先声和基石。     

“有”“无”的智慧与境界 ——以担当上人画语录为例看中国艺术精神之境界修证

担当上人画语录中涉及“有”“无”之辩证关系,“有”与“无”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于“有”“无”之间证得非“有” 非“无”的“中道”,更是精神境界修正的一个基本路向。作为求道者的担当,其最后在绘画中所表现的“若有一笔是画也非画, 若无一笔是画亦非画”以及“画中无禅,惟画通禅,将谓将谓,不然不然”等,实源于其人生的存在体验与境界修证。担当的艺术 围绕着他的理想追求,将诗书画融合在一起,追求简淡、荒疏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高情逸韵 风流千古——从题画诗看唐伯虎的思想风貌

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人们知道,他是我国绘画史上的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对山水、人物、仕女、花鸟等题材无所不工,论者以为“笔资秀雅”、“笔墨灵逸”、“行笔极秀润缜密而有韵度”;正因为他的画特别富于这种清秀的风情,所以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欣赏、所喜爱。有一首题画诗就很可以看出唐伯虎对自己的绘画技艺是颇为自负的:     

于"气韵生动""法"之外的美学游想

“气韵生动”是南朝画家谢赫在所著《画品》中提出“画有六法”的第一法。“气韵生动”作为一个美学命题,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美学涵义也早已跨越了“法”的领域以及谢赫和他的时代。从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本文较系统地陈述、分析了“气韵生动”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衍生、演变与发展动态。     

论董其昌的绘画思想

董其昌是明代松江画派的领袖。他在长期体悟和绘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绘画思想。在学画方面,他主张既要学古人,也要师法造化。前人绘画虽有成法,但这并不会限制后世画家的自由,要"不合而合"。他以悟统学,强调画"须悟后可学"。这就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胸中丘壑";在技法上,他主张布局要讲究分合,用笔要明白虚实,有笔有墨,并且求势,讲究生动之韵。在画品上,他由儒入禅,尤其推崇南宗画风的平淡自然;在画体上,他则主张气韵、生机和以神体道的统一。他的南北分宗理论,则体现出崇南抑北的倾向,推崇的是南派的"文人画"、"士人气"和天趣,要求"寄乐于画",重视绘画对性情的陶养。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论郑板桥的绘画思想

郑板桥的绘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的“胸无成竹”体现他对前人绘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无古无今之画”,“各有灵苗各自探”,“以书之关纽 ,透入于画”等至今闪烁着独特的魅力     

论张彦远的画学思想及理论建树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绘画史上极重要的画论著作。此著以书画同体之说论画的起源;在绘画发展论上,张彦远既论政治与绘画的关系,又论画家的师承、发展,对山水画史颇有见地;关于绘画功能论,他发展了以政教为核心的“鉴戒说”,又承认新兴的山水画可以“怡悦情性”。他重新标举谢赫的“六法”,尤对形神关系及相关技法阐述己见。他的“意不在于画,故得于画”、“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等看法,体现了庄子的艺术精神,参与了“儒道互补”的理论建构。     

北宋句图对“诗意画”发展之作用

“句图”是北宋诗歌景句的选本,因文人绘画审美与宋诗吟咏风物的艺术追求深度介合,在诗画互位言说的语境下,被视为“诗中有画”的典范。“诗中有画”的审美观照,以诗句为画的艺术实践,在拉近“句图”与绘画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句图即画”的观念,从而开启了宋人“诗意画”“以句图为画”的创作历程。“以句图为画”不是北宋“诗意画”的最高境界,但借助“句图”的美景佳思,或图解诗境,或直写诗意,或另外创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增强绘画的诗意内涵,提升画品,为画家创作出更高水准的绘画作品奠定基础。     

论中国古代的居士绘画

中国古代的居士绘画与所谓“正统”的宫廷绘画的殊路异途,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居士艺术思潮兴起于宋,兴盛于元明,延及清末。居士艺术家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想,画所知,力图表达“画外意”。究其精神诉求,大多数居士艺术家表达的也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隐退与政治回避。     

山水画在五代时期的兴盛与荆、关、董、巨

五代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恰好给中晚唐以来蓄积已久而寻求新发展的山水画提供了一定的特殊机缘。在相继崛起的山水画大家中 ,“荆关”以峻拔雄伟的高山大岭作为画面主体 ,并以精湛的画理阐述 ,成为北方画派的代表。而生长在江南的“董巨”师徒 ,以平淡天真的洲渚峰峦为描绘的主体 ,风格与“荆关”迥然而别 ,形成了南方画派。至此 ,山水画以其多情趣的审美感受达到了兴盛期的来临。     

韩国李朝后期的画风取向与中国南宗画

中国南宗画大举流入韩半岛的时期为18世纪初,到韩国李朝后期便广泛流行,鼎盛时期是十八世纪初韩国李朝肃宗后半期。在李朝全社会实行的实学思想及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下,南宗画促使李朝后期的山水画得到了蓬勃发展。李朝借助于南宗画的影响力,后期山水画得以摆脱北宗画的束缚,并逐渐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民族化绘画的风格。到李朝末期,绘画主流表现出南宗文人画至上主义的倾向,导致了民族化绘画风格的衰退。     

论明清题画的审美大综合

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作为集大成的明清题画有着突出的诗性本质、显著的散文对话功能和美的形式。从本体意义阐释明清题画的三大审美综合 :主情性、开放性与情致美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关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般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实际上,四大家都曾依赖于江西诗派的哺育,尤、杨、范、陆与江西诗派的渊源都颇为深厚。我们不能按照先打倒才有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四大家是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才有所成就。同时应动态而不是凝固性地看待江西诗派及其诗学思想。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江西诗风占据了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诗歌的主流地位。     

笑隐大訢书画美学思想简论

笑隐大訢以华严“法界事事无碍”观,去充分肯定“世俗技艺,无非佛事”,反映出以艺术为佛事的审美价值取向。他很重视画意中要具有能启迪和牵动读者的力量,特别肯定那种具有如董狐之笔的褒贬作用的作品。他强调绘画在佛教教育中的作用,并指出了绘画创作的特殊性。绘画能否描绘公案、表现禅机、呈现悟境？大訢明确指出它们是不能“以笔墨形容”的。大訢倡导书法创作活动应遵“佛制”,不能“溺于文艺”。他以人品论书法,指出能从禅门大师书法的“片纸之中”,窥见其人生境界与人格魁力。他主张书家应自辟门径,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家独特的面目,自成一家法。     

范成大题画诗论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其题画诗作内涵丰富,既表现了他心忧国事、怀念故土的爱国情结,也包含了对平生遭际、自我人生的喟叹与思考,同时还有对田园风光的吟咏以及对画家画作的品评。他的题画诗追求写实,摹写精微,善用典故,巧妙运用了譬喻、通感等多种艺术手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论唐寅的“视觉典故”

中国画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可称为"视觉典故"的现象,在文人画中表现最为明显。本文以明代吴门画派画家唐寅为例来讨论其中的相关问题。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视觉典故"的概念,二是唐寅关于视觉典故的运用。本文认为,视觉典故的运用,使唐寅绘画富有强烈的智慧特点,他的绘画不是图写物象,吟弄花鸟,而是追求生命的"真性"。唐寅绘画视觉典故的运用,反映了明代以来文人画的独特旨趣。     

试论汉初道家思想的宗教化

汉初形成的“黄老之学”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后与盛行于民间的神仙方术思想融合,演变为黄老道。在东汉后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最终转变为道教。汉帛画及古代丧葬文化和道教养生学,正是黄老学对道教形成的影响的外化。     

银饰审美与工笔画表现技法研究简

少数民族题材工笔画是指以表现特定的少数民族人物及其所处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背景为画面主题,反映出画家所追寻的朴实、原始等审美情趣和艺术理念的工笔画作品.民族服饰是各民族之间产生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这一题材的绘画作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工笔画在艺术语言上独有的精致细腻、严谨写实的造型手段,为表达绚丽而多彩的民族服饰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土壤.金银饰品是少数民族服饰中一个重要元素,在创作过程中工笔画家在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生活习性及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尝试,最终确定出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绘画技法,从而为整体画面找到适合自身的艺术语言.     

论韩驹诗学观

韩驹系两宋之交江西诗派重要成员,其诗学理论颇为富赡,主要表现于诗意观、诗味观、诗法观等多方面,诗"正"而贵"远"、"饱参"与"禅悟"、法度与自由等均为其诗学观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