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明代法定漕费的形成与使用演变——兼论明末清初私贴额定化过程

明代中央法定漕费分为尖米、耗米、脚米、席木四类,这四类漕费产生于不同的运法中,起初主要用于运输盘剥之用。成化年间,明政府为了保障漕粮足额交纳,额定了进仓耗米的数额,史称"起米"。弘治年间,为了方便旗军沿途使用,明政府将尖米与耗米合并后,再将其分为随船耗米与轻赍银两部分使用。随后,又将随船耗米分为加耗、起米、船耗三部分使用;轻赍银则分为盘剥、完粮、扣省、羡余四部分使用,这种划分方便了政府将部分漕费转化为财政公用。至于脚米、席木等,则多用于修仓、修船、修河等,与起初的用于苫盖、铺垫、雇船等迥异。随着上述法定漕费不断转化为财政公用,加之仓弊愈来愈重,旗军严重缺乏用度,不得不勒索纳户以自救,形成了耗外加耗的风气,史称"私贴"。为了平息军民在私贴上的纷争,地方政府不断将其额定化。清鼎立以后,在损益额定私贴的基础上,形成了"漕赠"等名目的法定漕费,随后漕赠又被转化为财政公用,于是新的另加兑费层出不穷。     

西西弗斯陷井：道光年间南漕改折的困境

道光时期,中央财政极度危机,京师粮储左右支绌。传统的漕运体制长期成为糜费国帑的最大漏巵。仅每年漕粮的直接运费即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40%,为维护运道所花费的国库银两又占中央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附着于漕粮的加征加收,更成压倒有漕八省百姓的重负巨弊,风起云涌的抗漕民变与士变随时可能成为葬送清廷统治的风暴。此时,南漕改折成为解决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危机的途径之一。然而,清廷并不愿通过屡屡被证明为极度有效的市场途径,不愿放弃、甚至规范权力,依旧迷信权力的万能。在此前提下,朝廷的改革思路是最大化地寻求财政收入的增量,地方官员则视既得利益作为不变的存量。这样的改革设计无疑只会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造成鸡尽卵绝的后果。因此,道光时期的南漕改革方案,更像西西弗斯之石,耗费无数精力被设计出来,只是为了徒劳地再回到原点。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代漕军制的形成及演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大规模的明朝官方漕运队伍中,存在着人数达十万余人的职业运输军队。明朝的漕运法经过了支运、兑运与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后,职业性的漕军应运而生,成为漕运的主要运输力量。漕军对维护明王朝漕运的正常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维系明朝京都命脉的重要支柱。     

试析《落洼物语》中侍女阿漕的形象

日本古典文学中涌现出了很多侍女形象,其中之一便是《落洼物语》中的阿漕。阿漕是《落洼物语》中的副主人公,她贯穿于全文,特别是卷一和卷二中更是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大显身手。她救自己的主人———落洼于困境之中,为了自己的主人展现出一种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在其他平安物语中少见的活跃。可以说正是这种颇具特色的活跃才凸显出阿漕对自己主人的忠义,并且阿漕的这一忠义形象对后世也影响颇深,成为"忠义"侍女的代表人物。     

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基于清后期漕运改制思想的分析

腐败是清后期漕弊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由吏治而海运而停漕的漕运改制思想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腐败治理思路.同时,清政府的偏好受河运派和海运派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反复.     

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

1826年清廷的漕政改革,以海运南漕、官督商办的“试点”形式取得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自改革”尝试。本文分别论述了它在道光年间地主阶级“自改革”运动中的“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功能扩大的良性影响,以及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的垂范、借助作用。     

农业生态与漕运兴废--以鲁西为个案

明朝和清前期，国家为保障运河漕运，严禁沿运河两岸农民引用运河和其他河湖之水灌溉田地，致使鲁西农田水利事业荒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运河停漕后，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日趋严重，招致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山东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试论明清大运河上的行船次序

运河开凿与管理的主要目的在漕运,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贡鲜船是运河上的特权船只,漕船次之,然后是官船和军民船,商贾船地位最低.运河行船次序反映了不同船只的政治地位,折射出漕河管理的诸多弊端.特权船只优先使用有限的交通资源,是皇权观念在河道管理中的缩影,不利于商品的顺畅流通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略论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及其危害

在清代，仓场官吏的营私舞弊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互相勾结，通过勒索运粮官丁、贪污偷盗及与领俸官吏共同分赃等活动，大饱私囊。其活动之频繁、手段之复杂，在历史上极为突出。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清太仓储蓄，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更严重的是加重了漕运的负担，对广大纳漕也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的腐朽统治、仓官庾吏待遇的低下、仓场法规制度不健全等方面。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365党建圈”服务区域党员群众

为了能够更好地运转整个区域党建工作，江苏省张家港市德丰社区设立了“小区域、大党建”机制，将周边学校、医院、中小企业一并纳入区域党建范畴，区域党建由5家非公企业党组织及德丰社区党总支、德积幼儿园、德积小学、护漕港中学组成，实现了阵地共建、活动共办、资源共享。     

古代汉语同义词辨析(三则)

漕、挽(车免)、输、转、运这一组词在古代汉语中都曾与“运输”有关,但词义来源和历史发展、使用要求却有不同。古代水运、陆运用词不同。在这组词中,“漕”专用门于水运,“挽(车免)、输,转”专门用于陆运,“运”则以用于陆运为主,在一定时期内,兼用于水、陆运输。漕:一般认为本义是“水道运粮”,例举《史记·平准书》“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这值得商榷。它的本义应该是“水流急转处”,《说文》“漕,水转毂也。”水流急转处往往与具体地名联系在一起,故《诗·邶风·击鼓》“土国城漕”,传:卫邑,在今河南滑县境。明《谭苑醍醐·蜀江水路险名》”水如转毂曰漕”,注:今有野猪漕。又曾用作姓名,《陈斋手拓古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