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认同——谭恩美《接骨师之女》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第四部小说。本文试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通过对美国一个华人移民家庭中的三代女人作为父权和主流文化的“他者”的经历进行分析,探讨她们是如何在双重边缘性境地中认识和找回自己的身份,发出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实现自我认同。     

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看劳伦斯的婚姻观

劳伦斯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其长篇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因过多性爱描写也成为一部颇有争议的小说,但这部小说中劳伦斯实质上表达的是自己对美好婚姻的憧憬。     

摄影小说试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入,社会生活的转机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作家小说观念的拓展,使得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新品种越来越多。什么“纪实小说”、“新闻小说”、“心态小说”、“荒诞小说”、“象征隐喻小说”、“摄影小说”等等,简直叫人目不暇接!这些名目,虽然界定还不是那么科学、准确,有的重于题材,有的重于手法,有的还值得认真分析,但都能给人一个鲜明的总体趋向,那就是:创新,不断的创新!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但是,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因此,本文试想单就     

论鲁迅小说创作的走向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过,他开始创作《狂人日记》等小说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在以后《彷徨》的创作中,则“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加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多年来,在普遍地接受了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这一见解的基础上,有的研究者还作了某些发挥,例如王瑶先生在(《论鲁迅     

試論《紅与黑》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多年来,围绕这部作品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者对这部作品作了严重的歪曲,认为三角恋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甚至抽掉这部小说的政治内容,摄制黄色电影,毒害青年,以便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四人帮”更利用小说进     

试论老舍小说语言的三大系统

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之所以风格鲜明，魅力独特，是因为它是作家在一整套文学语言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实践的结果。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形成了三大独特的系统：字、词、句、段、篇、章的表达系统，辩证统一的审美系统，以“心”立“言”、以“言”造“境”的语境系统。     

读萨特的《厌恶》一书

法国现代作家尼藏(Nizan,1905—1940)说:“萨特堪称一位法兰西的卡夫卡。”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萨特与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卡夫卡的小说都脱离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小说的传统,而继承、恢复、发展了十八世纪欧洲哲理小说的传统。用小说的文艺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哲学观点,是这两位著名作家,也可以说两位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厌恶》(La Nausee)是萨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法国以至在西方世界都很有影响。萨特自己也最满意这部作品。《厌恶》一书经常与塞利纳(L.Celine 1894—1961)的     

《狂人日记》是意识流小说吗?

近几年来,一些评论者认为:《狂人日记》是意识流小说,鲁迅是意识流作家.有的同志甚至提出:“《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标志着“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第一次崛起”.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在此略述浅见,以就教于识者.     

怨恨&#183;颓废&#183;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

“晚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难以定位的“乱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晚清小说折射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想象和认同,对历史的体认及对自我的理解。文章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来重新切入《花月痕》这部被人遗忘的晚清重要小说,考察这部“乱世飘零文本”中所蕴涵的怨恨、颓废、回瞥等现代性因子,并以此作为晚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学“表征”,烛照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及其排遣的历史方式。     

民族·生态·现代性——从杨大群的赫哲族小说《人·狗·狼》谈起

杨大群的小说《人·狗·狼》是当代北方民族赫哲族文学的代表之一,它不仅是对赫哲族历史命运的再现,对小说中渔猎文化、神话、民歌等小说要素的提炼与设置;还表现在以生态文明的视角通过挖掘赫哲族人对自然的敬畏,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同时,这部小说也是当代汉族作家跨文化写作的重要尝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文学观,具有现代意义。     

论汪曾祺儿童视角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汪曾祺的儿童视角小说,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成长”主题。不同时代少年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也隐喻了作家本身在不同时代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的儿童小说也是他自己“成长焦虑”的折射。     

作品—作家的“孩子”

<正> 前言高尔基曾经在他和他的孩子合影上,题着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高尔基和他的作品。”这使我们想到:作品——作家的“孩子”。这句深蕴哲理的题辞,耐人寻味地表达了高尔基洞察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一些天才的作家,通过自己心灵的哺育,再创造了许多类似自己“孩子”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活在我们每个人形象体验的审美世界之中。莎士比亚曾被人们尊称为人世间的第二造物主,高尔基也称赞列夫·     

最深处是歉疚和忏悔——论《秦腔》中的引生和白雪

在《秦腔》中,引生只是一个旁观者和叙述者,白雪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经由对于白雪的美、无辜、孤独和悲苦的刻画,寄托着作家对于既往岁月的歉疚和忏悔,这是作家的“心迹”。研究者的矛盾在于,既高度肯定小说“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又带着寻求“规律”的眼打量这部作品,很难真正接受生活无尽的偶然和枝蔓。     

论汤亭亭小说《中国佬》中的文化悖论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明显的中国情结,她的小说《中国佬》就是例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在实现“美国梦”后产生的空幻感印证了当代华裔文学叙述中的文化悖论现象,即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生存状态的悖反现象。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的东方主义

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小说《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讲述了清朝末期湖南江永县的两位女性持续一生的友情.这部小说的成功使人们开始关注“女书”和“老同”等中国传统文化,但由于作者生活和成长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所以中国文化环境浸染的缺失无法用资料和调研弥补,作者在小说的创作中最终难以突破东方主义的樊篱.文章通过解析《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的东方主义元素,揭示这位华裔作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     

民俗语言的艺术再创作——李劼人创作风格思考之一

五十年前,郭沫若同志曾经为李劼人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下简称李氏《三部曲》)的艺术魅力所“陶醉”,欣悦地赞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得有条件和机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小说进行修改和再创作。今天,人们仍然为这部精采的《三部曲》所倾倒,认为是极其难得的“乡土教材”,经过提炼、净化和浓缩的地方语言宝     

《悲惨世界》:全心灵的实现

《悲惨世界》的创作前后历时三十二年。作家童年、少年时代由悲惨景象所引发的心灵震颤,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种子。后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断撞击他的心灵,他在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与爱和对黑暗社会的满腔愤恨与抗议的推动下,构思并完成了小说的初稿。经过革命洗礼之后,他对作品有了新的标准,于是全部加以重写,融进自己新的感受与认识。这部小说的创作是作家全心灵的实现。     

你看一盘散沙,我看一船珍珠──论《围城》的结构

《围城》写得极为琐屑散漫，其结构却极为精致讲究。运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可以发现小说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人的“生存结构”（不断地结构又解构，解构发结构）的理解和表达、通过语言“单线孤行”的本质特征，可以理解小说“序列相嵌”兼“草蛇灰线”的基本叙述功能，从而发现作家行文布局方面的文心意匠。作家的“创作心理结构”，将另文再论。     

王统照早期的创作与翻译--互文性对话探究

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作家群里,最具代表性的应推王统照。他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是这时期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他早期（1921-1924）的翻译文学与创作的问题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从俄罗斯、东欧等弱小国家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中,王统照确立自己创作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从对泰戈尔和叶芝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中形成了“爱”和“美”的理念,用此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其创作的问题作品,大都可以找到其与外国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本研究表明,王统照的创作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等,都是通过借鉴诸多外国作家和作品,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