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宗师王鏊科举经义学术渊源

八股文宗师王鏊的科举经义时文的学术渊源可循有二:一是受元代江西庐陵彭士奇所编彭氏家族宋元经义的影响.彭士奇是元代科举活动的重要参加者,是元代"股体"时文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和他有关的科举经义材料是现存最完整最真实的元代科举经义材料.彭士奇所编辑彭氏家族宋、元两朝科试经义全部程文,被明正统十年进士昆山叶盛在景泰四年得到....     

汉续秦学论

"秦学"就是体现和运用于秦政中的经义学说.这种经义行政发源于秦朝,张大于汉朝.秦政和汉政的共同性在于,二者行政的学理基础都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经义和法术.同时区别有二,一是,经义和法术这二元因素在秦政和汉政所占有的比例不同;二是,秦政中只有经义行政而无经术之士,汉政中则既有经义行政又有经术之士.所谓汉续秦学,就是指经义论政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它直接影响了汉学和汉政的双向开发和互动交流.并最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一种经学政治形态和经学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体.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初论

经义决狱是中国法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论题,百年来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已有的研究多把研究视域限定在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历史区间,对唐代及唐代以后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现象几乎没有涉猎。其实,自唐迄清,经义决狱现象无代无之,因为封建律法和儒家礼教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经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使得＂以儒术缘饰吏事＂成为一种制度惯性,因而经义决狱得以继续广泛地存在,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以经辅律而不是以经破律。     

宋人笔记中论唐史之风

宋人笔记中虽常标榜以"自娱"和"笑谈"为写作动机,但内容却显示出宋人积极的论史意识。在两宋强调以唐史为鉴的时代氛围中,宋人笔记中也出现了大量记述唐史的篇章。因为笔记体短小精湛、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所以,宋人笔记中记述唐史的形态也独具风格,即评诗与论史相得益彰、补史与衍史相映成趣、考史与辑史相辅相成三个方面的风格特征。     

宋人诗话之楚骚接受

宋人诗话中不乏对楚骚的评论,其在屈原精神、楚骚文体特征以及推尊楚骚诸方面的一得之见,显示了宋人对于楚骚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与接受,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人的楚骚观.     

“宋人选宋诗”与宋诗体派

"唐人选唐诗"早已妇孺皆知,学界也有颇多研究。但"宋人选宋诗"则罕有人知,对其相关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本文提出"宋人选宋诗"之说,并对各种重要的"宋人选宋诗"与宋诗各体派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研究。"宋人选宋诗"是宋诗"体"与"派"凝定后的必然结果,同时"宋人选宋诗"也促进了宋诗"体"与"派"的形成发展并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二者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论明代前期朝廷对经义文书写规范的改革与推行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在政权高效运转的情况之下,朝廷对科试经义文书写规范进行了改革,并辅之以完善的保障措施予以推行。从维护朱明王朝稳定的角度来讲,此种做法应该是积极有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朝廷实施的这种苛刻行为,使得科试经义文自身的发展失去生机,失去了思想的创造力与审美的多样化特征。     

中国古代经义决狱与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学者讨论司法公正,有其独特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既严格依法、不背离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求儒臣治臣在司法过程中以经义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涉及宋人对唐诗的理解问题。本文就“晚唐”、“晚唐体”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并论及了与之相关的宋人分期唐诗的问题。     

《王魁负桂英》故事在宋代的变迁及其政治道德意涵

《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在宋人笔下多有记载,但前后有所变迁,从张师正《括异志》到刘斧《摭遗》,王魁由一个精神染疾之人变成一个负心汉,最终因桂英的鬼魂报复而发疯致死.其他宋人笔记与宋人南戏基本遵循着后者的故事脉络,对负心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宋人的态度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果报观念和对卑微女性的同情,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故事中的王魁...     

宋代笔记中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考探

文章以宋代笔记为范畴,探讨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认为唐人及其诗歌对宋人的影响深刻,宋人具有普遍的无意识崇唐倾向,对唐诗多持肯定态度。但宋人对唐诗的接受亦有保留的一面,往往根据宋人的＂尚理＂思想,对唐诗加以批驳。     

“陵川七状元”考证

对于“陵川七状元”的说法，通过引用大量史料进行考证辨析，笔者认为武明甫、武天佑、赵安时、赵安荣有可能确实是状元；而李俊民是经义第一，武天和也有可能只是经义第一，但当时政府已明确规定经义第一不能算状元了，民间不了解这种政策变化，仍误称他们为状元；至于说宋代的崔有孚是状元则无法找到史实依据，也许他只是在地方选拔试中考过第一，被民间误称或戏称为“状元”，后来就以讹传讹了。     

宋人雅俗词论形成原因初探

宋人雅俗词论形成立原因，一是宋人理想人格的选择。导致了对雅的追求，对俗的摒弃。二是宋人对中和之美的再释，导致了对雅的追求，对俗的批评、三是宋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导致了对雅的推崇，对俗的鄙视。四是宋人伦理型文化观念与消费型文化观念的互渗，导致了对雅的崇尚，对俗的贬黜。五是宋人理学的大力张扬，影响了词论的尚雅弃俗。六是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也推动了崇雅黜俗的进程。     

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的革新期,各类前代典籍文章在宋人的接受视野中纷纷被纳入到文章学视野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接受阐释史与宋人文章学观念之间呈现出互为参照和影响的趋势,而这种双向参照与影响呈现出不完全对等的情况.其中<史记>作为一部文章成就高超的史部作品,其在宋人的文章学视野下所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值得仔细考察.一方面,<史记>在宋人的文章学旨趣的品评中多有缺憾而未臻至境;另一方面,<史记>在宋人实际的写作中又实实在在地成为难以取代的文章范本.这种文章学观念与文章写作实际之间的落差背后折射着宋代文化的深刻背景,也同时影响到<史记>接受史以及<史记>、<汉书>比较史等多方面的问题.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从宋人语境看底本与话本的关系

我国宋代弹词讲唱艺术中底本与话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宋人语境与今人语境有本质的区别。以今人浓重的文体意识去理解宋人的语汇,是造成持久争论而不能决疑的根源。宋人语境中"话本"一词的泛化色彩以及底本的存在样态本身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后人认识上的混乱。只有通过上溯至宋代以明确宋人语境中"话本"之原初含义,并将其与今人语境中的"话本小说"概念区分开来,底本与话本的关系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厘清,从而避免以今律古的错误。     

论宋人落第诗

科举考试是宋代绝大多数文人必须经历和体验的一个生活阶段,因此,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诸多生活形态便成为宋诗描写和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落第诗或是落第者自抒胸臆,或是他人安慰劝解,诗歌渲染上一层悲苦气氛,富有艺术感染力,是种种写科举题材诗歌中最为出色的。宋人落第诗最常见的劝慰方式是以山水风景、春日风光等自然景色相慰藉,劝慰落第者览景遣情,排解愁绪。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一种风貌:融情于景,蕴藉隽永。宋人落第诗大都择要叙说,点到为止,不发长篇议论,故多数落第诗篇幅短小。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又一风貌:短小精悍,语意深长。宋人落第诗的风格,以凄怨和悲愤两种情调为主。总之,宋人落第诗摆脱了"议论、才学、文字"的窠臼,面目清新,含蓄淡约,其诗风类似唐诗。     

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怪圈——明人何以贬宋诗?

明人贬宋诗 ,在思想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表现在 :将宋人的爱讲诗法与宋人的诗创作割裂开来 ;将宋诗的突破声律与不讲声律混淆起来 ;将宋诗的“文”与“质”对立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偏激 ,在具体对待唐宋诗的问题上 ,以唐诗作为取舍宋诗唯一标准 ,合则取 ,不合则去。     

宋人总集编纂的文体学贡献和文学史意义

总集的编纂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密不可分,是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以及文体形态深化研究的渊薮。宋人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成熟,在中国诗文选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宋人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等都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