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生人口数量”换“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战略

我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且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收效甚微,通过"禁止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入"刑"遏制性别比偏高成为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出发,构造立法后的人口数量成本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方程,测算结果表明,立法后带来的人口数量成本可以接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明显,立法具有可行性。而且立法还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立法刻不容缓。     

湖北部分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与对策

基于对湖北 7个市 (县、区 )的实地调研 ,分析了该类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 ,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对策措施 ,以唤起人们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生育文明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

解读文化与文明、生育文化与生育文明的概念,人们就会发现: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不文明生育文化及行为造成的。倡导生育文明、构建性别和谐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探讨——以徐州市为例

徐州市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该市已持续多年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并具有偏高程度严重、持续时间较长和各孩次出生性别比都偏高的特征。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主要是偏紧生育政策挤压、现实生活需要以及违法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和检测手段等原因所致。治理这种失衡应从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解决群众现实需要、调整监控重心、建立双向处罚制度、加强部门和区域协作、加大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和打击“两非”行为力度等方面寻求突破。     

试论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视角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其内在原因,但本质上反映了性别歧视背后两性地位的失衡和女性权利的深度贫困,是性别不公在生命孕育时期的显性标志。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需要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国家社会发展主流,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体系,以及加强机构队伍建设,提供性别平等的组织保障。     

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多因素解析

在以哺乳动物为例,探讨性别控制问题和性别决定机理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了非人为影响子女性别的生物因素——家族遗传、水质、母亲激素水平、父母综合生理特征、自然流产次数、生育率变化和人为影响出生性别的非常规因素——中医药介入、酒精作用、生活条件、产妇年龄等,以期为研究和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并引发新的认识和思考。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

从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及失衡程度入手,对以往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反向影响出生性别比;地区间的农民纯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较大,并且通过与总和生育率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出生性别比.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分别建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型,并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区)级单位数据,对出生性别比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发现:家庭规模和教育水平对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影响较大,而医疗、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对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影响显著,据此提出,降低出生性别比应采取加大现代生育观念的宣传力度、形成先进生育文化舆论环境、着力提高女性的文化程度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以及加强对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规范化管理等针对性措施。     

关于打击“两非“的法理思考

父母对胎儿的知情权应该包括胎儿的性别,但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其进行限制.政府打击"两非"的活动要依法进行,不能违法执法.现行刑法对打击"两非"不能提供完全法律支持,对已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的"两非"行为的打击无法可依,立法的疏漏应该及时调整完善.     

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再思考

针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现象分析认为,在我国,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是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存在,深层次原因则是源于农村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国家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方面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由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制定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政策、加强相关法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等应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具体对策。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关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思考

使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是计划生育近期工作目标之一。目前存在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 ,是传统宗法观念、现实生产力水平和传统养老模式综合影响的结果。治理上述失衡问题 ,应在工作思路上坚持宣传教育、依法管理、利益导向和综合治理     

我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之法律思考

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反映出生育领域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这一“不和谐音符”,已成为迫切需要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通过对我国性别比例失调的基本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应借鉴韩国、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效措施,通过完善现行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社会保障法规制度,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出生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通过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得出外来人口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引起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原因的结论。在分析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控制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家庭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微观人口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从微观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有女无儿家庭的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决策的影响机制,认为: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家庭地位偏低、家庭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活动以及基于农业生产的传统消费模式等均影响了家庭层面出生性别比的上升。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家庭经济类型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将对在家庭层面维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发挥积极的作用。     

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中的减缓趋势及其原因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的基础上,利用1982年以后的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出生性别比的年均增长率,并据此进行总体及分类比较,认为：2000-200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过程中已呈现出减缓趋势,这种减缓由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加速、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市场调节以及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政府引导及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因素促成,是男孩偏好“真性弱化”和“假性弱化”交替作用的结果。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工作的考核评估——基于6省24县市区的调研分析

通过对全国6个省24个县市区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考核评估工作进展情况的实地调研发现,针对考核评估,各地已经建立起了统计监测和考核评估制度,还对考核方案进行了内容指标、保障机制、考核方式方面的创新性改进。同时也发现,国家级和省、市级的考核评估方案还存在顶层设计、目标任务、数据依据、考核指标设计等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据此提出了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改进考核工作机制、创新考核方式方法、提高考核实际效果四项建议。     

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成因与对策

通过对安徽部分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及分析可见,当地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发生变化:数量追求减少但生男偏好依旧强烈。这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因素。同时促成性别比偏高的还包括社会、经济、现实以及医学技术手段被滥用等多方面的因素。据此提出解决性别比问题应坚持“以人为本”,正面激励为主,疏管结合,标本兼治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