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中国"脸谱"

本文讨论法国当代思想家罗兰·巴特理论话语的"中国之旅".巴特"脸谱"在中国经历了三种角色的"变脸":最初是以一个符号学家面目出现的,尔后变成激进的知识分子,晚近又蜕变为大众文化的吹鼓手.巴特理论话语中国式解读的角色塑造演变,鲜明地反映出"后革命时代"中国当下社会一文化语境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蕴含的张力和矛盾.     

论明代坊本通俗小说版画"话语"功能的"多声部"特征

版画是明代后期书坊主推销通俗小说的重要手段.从创作主体看,版画是画工、刻工和书坊主共同创造的产物.从通俗小说版画"话语"功能的多声部特征看,一是辅助读者结合文本阅读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具有叙事功能;二是寓含着画工与刻工对小说文本的艺术理解和再创造,具有再现和隐喻的功能;三是体现着书坊主的商业意图,具有推销产品的广告功能.明代后期金陵版画结合建安派和徽派版画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陵派版画,在刊印质量和艺术成就上与苏州、杭州等地小说版画一起代表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画黄金时代的最高成就.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     

"词话"辨正

从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整个历史背景来看,"词话"之命名应为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它是与"平话"相伴而生、从演说方式角度对当时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产物. "词话"并非仅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在明后期及清前期还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因而一些学者沿袭"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对明后期和清前期的"词话"相关文献进行解释,造成了多种误读. "词话"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     

"理论旅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理论旅行"强调外来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旅行与中国现象本土批评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它面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一方面有着批评介入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误入了学科夺权的理论迷途.在对于"人"的根本意义的理解上,"文化诗学"则在洞察"文化研究"价值缺憾的同时提供了我们超越于它之上的一层更高的价值论启示.     

"共和国文化"的电影话语建构——延安文艺的电影之路

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明显的大众传媒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却通过一系列事件实现了电影话语体系的全面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延安文艺逐步占据电影话语体系的中心,并且建构了战争文化与农村文化复合建构的"共和国文化"话语体系.其中,尤以农村文化建构独树一帜.     

公共空间、文学场域与现代性——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在文化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公共空间"构成的"文学场域".依靠文化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现代性语境中的写作.     

"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

本文认为,中国学者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研究,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迄今未达成共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当代学界已经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进入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学"自审意识的缺乏,思潮的交互出现成为时尚景观,"追新逐后"成为时代风向标.这意味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场在意义世界和认知地图上出现了新的"战国"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主流声音,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能够主宰局面,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够成为当代话语的中心模式.     

对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反思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互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中,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提出了所谓的"失语症".但所谓的文化"失语症"并不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的强暴,而是面对新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我们缺少表达的新话语.为克服"本土文化的失语",我们首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重新审视,不能把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列为"霸权"行列;其次,要坚守本土文化的话语权.最后,必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土壤,重建我们的话语权.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文学问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最近几年文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争议的焦点实际上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学感性经验问题,而是这种感性经验进入文学话语领域后对传统话语秩序和意义造成的冲击.时尚工业把物品和影像的生产与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最大程度地结合起来,利用文学叙事为其自身建立意义和合理性,造成意义的泛滥、消费和消解.面对这种冲击,坚持捍卫传统价值体系和暂时搁置价值判断成为文化研究者两种对立的态度."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出的不是感性的问题,而是文学问题.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影响研究"的方法论规定

作为"比较研究"的"影响研究"诞生于"轴心时代"结束之后的"跨文化历史语境",这个语境对"影响研究"具有方法论的话语规定性.因此,摆脱"轴心话语",将"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之中,不仅是提升国内"比较研究"方法论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领会19世纪以后中国文化深陷其中的世界经验的主要路径.当我们把"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影响"是一种经典的阐释学现象.阐释学、知识考古学乃是"影响研究"的根本方法.     

中国电视的话语变迁与文化建构(1958-2019)

电视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表达系统,并且不断建构着文化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我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将电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勾勒出我国电视发展60年来的话语变迁脉络,并揭示特定话语类型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从"政治实践"主导的话语到体制内外交织渗透的"纪实"表达;从市场化初期"娱乐话语"的野蛮生长到专业化精耕细作"审美话语"的价值导向,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构成了媒介话语实践的主要方式。从"话语"与文化的角度切入电视历史的研究,理解电视媒介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

对网络时代文化权力的反思,不能缺乏对网络文化的去中心性在本体论层次上的内部质疑,尤其不能忽视其去中心性朝集中性的自我异化.需要强调,话语表达上的去中心不等于话语传播和话语影响力的去中心,物理拓扑结构和信息渠道上的去中心不等于信息传播上的去中心,传统威权中心的弱化不等于网络权力中心的弱化而只是意味着它的型变.我们要清除对电子乌托邦的乐观遐想,重审在网络语境下话语宰制的可能方式,意识到网络文化表层的碎片化和"狂欢化"在其深层次上所隐蕴的话语和文化霸权的集中.     

试论新诗的"飞鸟"情结

在新诗的萌芽和发展期,出现了大量摹写飞鸟或抒写生命漂泊情态的诗歌文本,可将其称为新诗的"飞鸟"情结.它受泰戈尔同名诗集<飞鸟集>(stary Birds)的影响,是社会变异期最易产生的一种文化情结."飞鸟"情结浓缩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现世情思,弘扬了"飞翔的快乐"、"自我的诞生",构筑了新诗特有的一种话语形态.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基本立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一直摇摆于"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之间,其间精神上的痛苦和迷失难以言表.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只有彻底清理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发展所置身其中的话语场所以及该话语场所的基本面,方能从根底上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归路.本文通过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三个个案分析,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话语场所就是"跨文化历史语境".因此,摆脱"轴心话语"而走向"跨文化语境",接受"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的结构力量,才能对传统和未来命运作出有效规定.     

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吴晓群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向一种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     

21世纪中国主旋律影视中"革命话语"的转向研究

"革命话语"作为曾经高度符号化的叙事话语所蕴含的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使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主导话语形态.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社会文化土壤的变化使得"革命话语"开始发生转向.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革命话语"正鲜明地转向更...     

通俗性、现代性及文化综合--论徐訏、无名氏的史学意义

徐訏和无名氏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在于其特立独行的"个人性"话语写作.他们在"精英"与"市井"之间,开辟了1940年代广义的通俗小说另一条魅力独存的蹊径,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寻求到了某种平衡,在语言实验上自觉地进行了克服中西文化反差的综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