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

“行政是现代社会的钥匙”,“政府是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工具”,这些已成为当代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界的公论.政府工作的好坏、效率的高低,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慢与成败.现代行政的发展方向是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而民主化、科学化的成果必须通过法制化来巩固和保障.因此政府工作法制化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以研究现行行政法规范为主要对象的行政法学开始崛起,并获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一学科毕竟刚刚恢复,还属于初创阶段,因此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目前还少有人专门研究,观点散见于有关文章中.有的学者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因此宪法理论就是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议政合一”原则,因此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应是“议政合一”理论;另有学者认为,对于资产阶级行政法治理论、“控权”理论,可以批判借鉴,成为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阐述得比较明确、充分的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因此,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为人民服务.” (应松年、朱维究、方彦《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对于这种观点,学术界有不同认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原则,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我们的一切法律、法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唯独以此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似乎不够贴切,行政法学应有自己更适合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由其决定一个国家行政法学的社会阶级性质、基本框架结构、基本原则以及发展方向,对于该国行政法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理论应该是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因为行政法主要是规范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部门法,它规定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确定政府行使这些权力的原则,确立政府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研究政府权力的制度化、法律化成为行政法学的基本课题,因此政府究竟是什么,它因何而产生,因何而存在.它的基本职能是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政府起什么作用,它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如何使政府权力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等等,就成为行政法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只有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正确地运用,才能使我国行政法体系成为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才能指导我国行政法健康地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思想史中的进步的政府理论基础上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它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一方面对于国外的、历史上的有益的政府理论、行政法学理论批判地借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我以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为人民服务,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逐步实现平等化;这五个方面,并由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     

当前我国政企关系存在的三种风险及其防范

对当前我国政企关系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全面审视,对于正确把握政企改革方向、降低改革成本、实现社会健康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政企关系互动中存在“政府被俘”、“企业被控”和“政企共谋”三种风险,必须加以防范.政府要从生产发展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重建政策的公共性,保持“中立性”和“泛利性”;企业要树立“创造、分享、责任”的现代财富观,保持发展的理性与自主性,防止企业被控;在各自归位成为自主性的平等主体后,政企之间的关系博弈逐渐转变为以法治为基础的规则博弈.     

社区居委会建设探究

就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的情况而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向仍是不争的事实。社区居委会建设中所遇“三多三少”难题背后所反映出的深层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区分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厘清政府与社区职责,理顺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建立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是本文所提供的问题解决对策。     

试析我国现行权力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手段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我国现行的权力监督体系和监督手段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如党政权力监督体系强而社会权力监督体系弱、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监督强而党内监督弱,由此导致权力监督存在弱监、虚监、漏监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我国目前民主和法治发展程度仍然不高;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滞后;在加强权力监督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中存在一些偏颇和失误.     

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后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如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观察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政治和政府体制确定了相对合理的权力界限,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有限的二元均衡;执政党制度性权威逐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了基本的有效连接;社会的有效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发挥社会有效制衡国家权力的作用,使国家的权力运行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使国家和社会进入相对平衡和有效互动的状态.     

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已有文献及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研究被重新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研究得到了深入和系统的发展,并对各个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国家为何”,“国家何为”以及“国家何以为”三方面的问题梳理已有文献.在关于“国家为何”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中的国家四种研究路径；在关于“国家何为”的文献中,围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应该以及实际扮演的角色,研究者日益开始注意到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抛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形成了市民社会研究、农村选举政治研究以及发展型国家研究三个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在“国家何以为”的文献中,“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基础权力”的研究强调国家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类型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对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针对中国政治的有关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转型国家的研究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     

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方向与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第一轮以放权让利为特征、以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体制转型红利”已经基本结束；新一轮经济改革即将开始,方向仍然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冲突,都与市场化改革取向不足和市场化取向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推进第二轮的经济改革,除了要推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外,还涉及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包括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对处于不断扩张中的“央企”的规模、范围、领域等进行必要的限制；二是政府内部的关系,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基本原则,应重点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强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并防止其发展风险.     

调控失灵与社会的生产: 以房地产业为个案及个案拓展

房地产业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性格。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失灵根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的不一致,权力化市场制造了市场强势：一方面封闭了中央调控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瓦解了社会成员自组织的抵抗行动。“强政府”体制的弱调控力这一悖论事实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放权”的内涵：从“放权于地方”的内部权力分配转向“放权于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国家与社会“共建”关系格局,联合对抗权力化市场的侵蚀,这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生产”的根本出路。     

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过渡与公共政策体制的异质性

社会结构转型必然引起公共政策体制的变化。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双重过渡的特点,导致公共政策体制的极其复杂的异质性,使之既具有前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也具有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上的集中型、层级型和网状型三型同构;权力分配上的高度集权、层级授权和多元分权三重交叠;运作方式上的单向命令、双向指令和多向协商三式并存;运行机制上的传统规范、法治规范和混合规范一定程度的三规虚范。在社会结构转型期要优化公共政策体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人民大表大会、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整体同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组织的关系;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和最基层的执行者的关系;公民权利同国家权力、官员职权的关系。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试论邪马台国的性质

邪马台国的性质问题,虽然不象其位置问题那样众说纷纭,但也是关于邪马台国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发展到国家以前的过渡期的小国联合”(井上光贞语′);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是“以亚细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初期专制君主权力”(上田正昭语)。在我国史学界也有多种见解,有的说邪马台国是原始民主制;有的说是奴隶制国家;有的说是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等。本文主张邪马台国是带有普遍奴隶制性质的早期国家,以下试从社会、阶级和王权三方面述论之。     

宪政:价值、形态与表现方式

宪政的价值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规范政治权力,从而达到维护和发展人的尊严和权利之目的;其政治形态表现为将国家领域的政治问题置换成法律问题,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形式解决谁来掌握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如何行使政治权力诸问题;而其常规表现则是政治问题的司法解决方式。     

知识、策略及权力关系再生产对鲁西南某景区开发引起的社会冲突的分析

对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研究以实证研究居多。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二是村庄与乡镇间的冲突;三是干群冲突;四是村庄“两委”(村民委员会和党支委)间的冲突;五是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此外,也有少数学者研究农村社会的文化冲突。但上述研究侧重于冲突的发展及冲突的解决,对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冲突过程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均不够关注。张静和孙立平等人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农村的社区冲突。张静(2000,2002)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国没有完成,因此,既没有构成强大的约束…     

关于构建和谐大学的理论思考

构建和谐大学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谐大学的核心在于“和”。和谐大学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具有学校与社会、教育主体、教育功能、学生群体、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等诸多特征。构建和谐大学要处理好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人际关系、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对公共行政的认识

我们正处在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的转型给我们的政府提出许多必要的条件,要求政府主动改变以顺应社会的发展。所以,这也给社会公共行政的长远发展提出了新的建议与要求。纵观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政府公共行政活动中具有较多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提出改革措施,通过提高行政效率等有效的方法,加强我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努力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保障国家权力的正常运用,塑造一种新型行政文化,构建服务型政府。     

论我国全民所有制实现的法律形式

本文认为,全民所有制在我国是应当继续存在的,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了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全民所有的财产应当表现为国家所有权,使国家能真正反映全民意志。同时,代表社会利益的国家必须将其意志作用于各个企业及劳动者个人,具体途径便是承包责任制;承包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改革方向,只有通过它,才能把社会、集体、个人利益协调统一起来,使全民所有制得以高效地运转。而承包制的实质,在于使企业同各种国家机关的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用契约形式予以强化,要完善契约式承包经营,尚需弄清契约主体、契约内容和企业与国家机关之间纠纷的裁判职能三方面问题。     

放权于企·明确行政权·权力结构变更──政企关系合理化的构想

放权于企是我国经济迈向市场化的基础工程，但传统的经济体制、传统的权力观念、传统的权力无界定状况、传统的改革模式等许多因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企业权利之间关系的模糊，使放权于企没有足够的理性准则。为此，必须要在法律上明确行政机关的权限，这是改变行政功能、制约政府行为、实现行政法治化，从而实现企业在法治条件下自主经营的基本要求。而明确行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变更权力的结构，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明确分流，也使行政权能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企业权利，使政府引导中国的经济进入市场化的崭新历程。     

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剖析

美国传媒除个别如美国之音和公共广播系统外,基本上都是私营的,在经济上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在法律上又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享有相当的新闻自由权利。因此,美国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往往自认为是独立于美国既存三大权利(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之外的第四权力体系,是美国社会中的“无冕之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手关系”(adversary relationship),是代表民众监督政府的“看门狗”。[1]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美国传媒如何处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美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的。一、传媒与政府:从…     

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跨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倒逼各自为政的社会治理也要走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之路.目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交通出行不畅,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分割、资质不能互认,公共服务不均等、不衔接,行政执法过程中各自为政,生态保护标准、规则不统一,社会组织本地化、内部竞争等问题.未来,在推进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多层级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共享与公平的关系、线下与线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