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规制的限制:透视中国反垄断法视野中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兼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的制定

"规制与规制的限制"这一制度理念在反垄断立法、执法及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规制与规制的限制"理念的产生具有经济学基础、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在该理念的统领下,规制权限法定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合理分析原则、同等对待原则与个案分析原则成为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主要实施原则。根据上述实施原则,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规制存在多个分析框架,即从反垄断法的规制结构出发,按照基本原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的逻辑顺序来构建分析框架;从受到反垄断法禁止的可能性出发,按照通常会受到反垄断法禁止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需要进行详细具体的反垄断分析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通常可以得到反垄断法容许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逻辑顺序来构建分析框架;以及从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不同的表现形式出发,按照经营者从事与竞争相关的具体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数量多寡的逻辑顺序来构建分析框架等。关于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制度理念、实施原则和分析框架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制定《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核电厂选址之程序正当性——基于风险社会视角

风险社会对程序正当性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其做出调整。发达国家将核电厂选址程序作为核能许可的前置要件,确立了程序性正当原则,并在程序法定、社会可接受性审查和程序简约等相关制度设计上有诸多创新之处。我国相对忽略了核电厂选址的程序正当性原则,故应改进立法理念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核电厂选址程序着手规制核能风险。     

生物技术伦理的法律规制逻辑转换——从生物安全立法展开

生物技术伦理的实现需要法律规制的保障,现行用以规制生物技术伦理的"命令一控制"型立法本身存在着私主体参与决策困难、命令手段的单一性、信息的不透明等固有问题,在风险社会之下诚难实现其预期效力.在对典型国家的立法形式、执法主体和规制方法三方面经验的考察基础上,从理论上构建以扩张规制主体、变革规制工具、增进规制功能为内容的生物技术伦理善治逻辑成为必然,在制度层面,可以通过建立风险预防原则、广泛的多主体参与以及信息工具的使用等策略实现生物技术安全伦理原则的法律规制逻辑转换.     

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立法协同与规范共治结构研究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价值诉求是实现环境保护的公平正义,体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污染者担责"的环境法治原则.我国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已经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在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侧重于过程治理阶段,从全周期治理结构的连续性上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协同性较差.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不仅应当从环境质量管理、流域区域纳污监管规则等方面着手,而且应当有效地解决现有环境法规范的结构性问题,实现《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与其他环境法律规范相互协同,进而夯实《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在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实现环境法律规范共治的规制效果.     

论行政处罚风险规制功能的补强

风险社会呼唤行政机关必须进行风险规制。作为行政管理末端环节，行政处罚的功能定位是惩罚与威慑，不能完全满足风险规制和风险预防的需要。在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时刻挑战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和行政裁量权两大基石。为回应上述挑战，应通过程序主义的进路处理行政处罚中科学与民主的矛盾；增设风险预防原则以作为处罚法定原则的补充，解决行政机关风险预防合法性的问题；重塑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违反行政法义务与空白要件、主观过错与集体性治理之间的关系；探索行政处罚法律评价机制前移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遏制风险的发生。     

试论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以实现风险最小化为目标

国家行政并不能完全规制环境风险,为实现环境风险最小化目标,社会主体应当发挥自身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自主降低环境风险,形成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自主规制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说只是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机制正在形成与发展之中,能够对行政规制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对自主规制而言,国家行政资源不足是其形成的客观原因,合作原则是其生成的理论基础,而环境责任的严格化则进一步推动了其发展。在类型区分上可分为责任分担型、合意达成型、刺激促进型,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与效果有所不同。自主规制在现实中确实削减了环境风险,但也存在着风险治理实效弱化、可能侵犯基本权利等局限,需要在自主规制过程中注意避免。     

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

我国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事件频发,环境健康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向来重视环境健康问题,但是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环境与健康孤立立法、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范围有限、缺乏环境健康标准等.因此,需要加强环境健康立法,确立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完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环境健康标准体系,确立环境健康信息公开及共享机制,形成有效的环境健康监督管理协作机制,以切实保障人们的环境健康.     

碳市场语境下的碳排放环境风险：生成逻辑与行政规制

碳排放环境风险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类行为是该风险的主导性来源。人为因素带来的碳排放浓度增加、碳排放量的累积或者碳排放量失控可能引致大气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公众健康遭受疾病威胁。预防该类风险,国家先后启动了试点碳市场和国家碳市场,旨在通过规制碳市场控排企业行为来实现防范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目的。探析其内在逻辑,先后分析碳市场语境下控排企业的行为逻辑、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生成机理,归纳得出碳市场中控排企业行为引起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危害后果的多元性、因果关系的间接性、引致主体及其行为的特殊性、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特点。但是,现行环境法的规制理念和法律制度却无法有效因应这一特殊风险,表现在：现行风险规制理念无视价值的作用,制度设计上存在断片化的问题。鉴此,有效规制碳排放环境风险应更新规制理念,兼顾风险生成的科学和文化面向、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方面,科学、合理地构建相应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制度。     

专利池中的权利滥用问题——美国专利权滥用规则的发展

专利池许可是一种较新而且较复杂的专利许可形态,专利池既有节省交易成本促进竞争的作用,又有容易造成专利权扩张形成专利权滥用的倾向.美国司法对专利权滥用的规制走过了一段从松到紧再到相对较松的历史历程,2005年的飞利浦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案再次体现了对本身违法原则的摒弃.这对我国反垄断立法有一定的启示.     

论环境司法中预防原则的实现路径

在环境司法中适用预防原则以排除具有生态环境损害危险的行为,并预防生态环境风险,是生态环境保护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的体现,也有利于突破传统的事后救济的司法模式,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在环境司法中适用预防原则,应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确保以司法权的谦抑性为前提。目前,环境司法中预防原则的适用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主要形式,但"重大风险"适用范围不合理,应注重检察公益诉讼中风险预防的适用。危险排除责任和禁止令措施也是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重要表现。明确危险排除责任的意涵与形式,以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为依据,识别和管控风险,并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是促进预防性责任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重要路径。在禁止令的适用中,应分别完善行为保全性质的禁止令和非诉强制执行性质的禁止令,扩展预防性司法措施的适用。     

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数量型环境规制优化

2020年完成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为优化数量型环境规制创造了条件。可是对比美国酸雨计划产生的巨大环境效应和高达1∶30成本收益比的经济效应,中国数量型环境规制成效甚微。数量型环境规制按照等边际原则重新分配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数量,将实现总量控制下的费用最小化,给予固定污染源选择低成本减排路径的自由。可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健全市场机制、规范管理制度来优化中国数量型环境规制,具体路径为：提升排污交易法律位阶、分清环境监督管理职责、实行综合排污许可制度;科学设定总量控制目标、正确选择市场交易模式、合理分配初始排污权;明确准入标准和规范交易流程、完善监测系统和强化监督检查、严处违规排放和健全问责机制。     

环境风险交流的法律回应与制度建构

现代社会,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环境风险。环境风险交流的法制化可以增强环境风险规制的法律效力,搭建起平等理性的环境风险交流平台,消解因环境风险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提高环境风险规制的行政效能。当前我国在法学领域内对环境风险交流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不足,在社会实践中相关研究也比较薄弱。环境风险交流机制尚不健全,风险交流碎片化、交流主体不平等、信息不对称、信任基础弱、救济制度缺失等问题突出。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健全环境风险交流机制,有必要统合环境风险交流规范体系,完善环境风险交流主体结构,建立多元双向的环境风险交流模式,夯实环境风险交流的信任基础,健全环境风险交流救济制度,以实现环境风险的回应型法律规制。     

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之再探讨

环境法基本原则的法律确认,反应了两个主要功能,其一是环境法的结构化,其二是环境政策的合法化。风险预防,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最初这条原则的核心是社会应当通过认真的提前规划和阻止潜在的有害行为来寻求避免破坏环境。风险预防原则要满足两个条件:(1)确定性的缺乏;(2)一个严重地不可逆地损害风险的存在。目前,国际上存在强弱两种版本的风险预防原则,尚未在该原则的概念上形成统一认识。风险预防原则在国内立法中实施的核心是成本效益问题,也是现阶段我国环境法将其本土化的主要障碍。     

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的应然之选。     

对思科、华为知识产权之争中的“私有协议”垄断问题的思考

思科、华为知识产权之争提出了思科"私有协议"的垄断问题,即其可能构成知识产权的拒绝许可.这在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框架下是可能构成知识产权的滥用而受到规制的.我国目前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反垄断法规制的.有必要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建立反垄断法及其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制度.     

完善我国专利联营法律体系的思考

随着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专利联营逐渐成为国际专利竞争中举足轻重的部分。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专利联营的规制并不完善,现有专利联营反垄断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适用性不强,使我国专利联营发展困难,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常受到外国专利联营非法侵害而无法得到有效救助。根据本身违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豁免制度等国际成熟的专利联营反垄断规制原则,结合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现状,应在《专利法》中设立专利联营概念与组织结构,在《反垄断法》中对专利联营反垄断进行系统规制,在《合同法》中完善规制专利联营的对外许可制度,完善我国专利联营法律体系。     

专家制度与价值制度之间——环境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规制风险时在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上作出选择。其中,风险规制的目标确定应当选择价值制度,风险规制的手段选择应当采用专家制度。然而,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在设计或实施时对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的选择或运用上存在混乱和不完善之处,应当进行完善或重构。     

论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有限规制

涉罪群体性事件符合风险社会关于风险的特征,应该纳入风险管理范畴。风险刑法就是要立足一般预防,对可能演进到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要素进行规制,以最大可能降低群体性事件出现的几率。但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制必须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防止不当扩大规制范围从而破坏法制。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