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伊朗对江西文化的影响

伊朗和我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各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文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和伊朗阿黑门王朝中期,中伊两国就开始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民间贸易往来。公元前二世纪晚期,我国西汉王朝和伊朗安息王朝又建立了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其后,两国人民通过陆上和     

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源流辨析

双翼日盘图像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经过赫梯、米坦尼、腓尼基、亚述文明的传播过渡,最终在米底亚王国落脚。双翼日盘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象征表现依次出现在米底亚王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王朝。萨珊、粟特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出现了新变,形象单一。从波斯到粟特,再到中国,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抽象化到具象化,从符号化到偶像化。双翼日盘及其他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作为神权的象征与世俗王权的关系极其密切。     

中亚早期城址形制演变初论——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本文以中亚马尔吉亚那和巴克特里亚地区为重点,兼及索格底亚那地区,对这一地理范围内发现的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主要城址进行了初步考察,勾勒出中亚早期城址形制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研究综述

佉卢文是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后来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的一种古文字。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最早见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颁布的摩崖法敕,最晚见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鄯善王国君主元孟(Vasmana)时期的木牍文书。其流行年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五世纪。不过,佉卢文的字体及其流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这种文字的创立应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统治犍陀罗时,废弃于公元五世纪中叶鄯善王国末代君主真达亡国之     

埃及前王朝时代的埋葬习俗

埋葬习俗是研究埃及前王朝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埃及人的思想意识。根据埃及考古发掘材料,埃及前王朝时代已出现成人葬和幼儿葬、随葬品以及埋葬方向等习俗。这些埋葬习俗清楚地反映了前王朝时代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埃及原始宗教的主要特点。     

密教阿吒力在云南的传播及影响

印度密教阿吒力是云南佛教的四大系列之一,于公元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传入云南大理地区,作者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对密教阿吒力的传入时间,演变特征等作了综合论述。认为其基本特征是佛教与原始宗教相结合,即佛巫合一,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宗教色彩,是云南大理及昆明地区的白族、部份彝族、汉族所信仰的宗教,它在云南的传播历史最为悠久、形态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特点最显著。     

试述萨迦派

萨迦派是西藏喇嘛教诸教派的主要派别之一,它在西藏宗教史上占有显殊的地位。 公元七世纪中叶,祖国内地已进入了唐王朝时期,吐蕃王朝正值松赞干布当政。佛教从祖国内地和尼泊尔传入了西藏。经过漫长岁月,在西藏统治阶级竭力扶植下,同西藏原始宗教——本教在长期的斗争中互相渗透、融合,终于在西藏落地生根。形成和发展为具有西藏特点的喇嘛教。     

八思巴：民族和合，西藏一统

本文从阐述八思巴与元朝中央政府两者的关系出发,旨在探讨八思巴从一个吐蕃贵族到一代帝师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与政治、宗教历程,以及他在建立西藏与元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和宗教供施关系中所做的努力。     

藏汉文化发展和交流的使者──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

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诞生，而且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历史上，政治和宗教的协调与补充，往往成为社会安定繁荣的一种因素。佛教是我国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明南永平八年时传入中国后，逐步演变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佛教不断地域化、民族化，从而形成众多的流派和体系。公元7世纪，佛教从南北两路进入吐著之地。在吐着王朝存在的二百多年和吐着王朝灭亡后的一百多年中，佛教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接触，进行了三个世纪的斗争，其结果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     

浅析清朝对回疆阿訇的管理政策

阿訇作为清代回疆地区伊斯兰教上层人士,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清朝在处理阿訇管理政策上的得失,直接影响到回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清朝统一回疆后,针对回疆维吾尔族群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特点,采取了极为宽松的宗教政策;然而针对宗教上层人士阿訇,清朝政府给予了必要的重视与关注,尽量将其消极方面降到最小。基于这种需要,禁止宗教人士阿訇干涉世俗事务,实行政教分开政策,严厉镇压组织参与叛逆的阿訇,同时大加奖励反对叛逆行为而作出杰出贡献的阿訇。     

纳西--摩梭的亲属制度及其文化

本文对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摩梭)及邻近彝族、藏族等民族的亲属关系、婚姻、政治、经济及宗教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完全的父系和母系(包括"阿注”)是在特定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转换.     

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忠于中央王朝 ,以维护滇西北的安宁与稳定为己任 ,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 ,开采金银矿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 ,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政策 ,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方面 ,并对以纳西族为主的丽江地区多元化宗教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层原因

在近代,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交恶是随着巴列维王朝剧烈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全面展开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巴列维王朝自诩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一方面继续推行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从而全面恶化了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最终导致埋葬巴列维王朝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     

试析商代的宗庙制度及其政治功用

在商代,宗庙作为人们祭祀祖先神灵的神圣场所,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宗教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商王室进行某些政治活动的重要地方。人们在宗庙里所进行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从这种祭祀活动的宗教意识中演绎出来的宗庙制度,构成了巩固商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制度。宗庙制度的一个很...     

回族寺坊组织运行及其影响

寺管会作为维系回族寺坊运转的核心组织,对其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功能.寺坊在获取多种运转所必须的各种物资、声誉和威望后,主要用于清真寺学员的吃、住、清真寺阿訇的工资、清真寺的杂项支出,以及与其它寺坊之间关系上的走动、一些宗教活动的举办等.在寺管会运行正常的时候,其财务状况良好,人员比较稳定.但在失调的时候,则正好相反,会造成阿訇的提前离任、清真寺运转困难、寺管会本身的解体、寺坊成员的宗教积极性受到打击等负面影响.     

中国伊斯兰教传袭特点辨析

宗教传袭是任何宗教得以延续的首要基础 ,伊斯兰教主要教职人员和普通穆斯林信仰的传袭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而现存问题对伊斯兰教传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实际调查着眼 ,从主要教职人员 (阿訇或伊玛目 )和普通穆斯林信仰两个角度讨论了伊斯兰教传袭的特点并提出值得注意的问题。     

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两千多年的新疆历史发展,展现出了若干特点和规律,值得人们总结和借鉴。从政治上看,自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新疆一直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治理之下,尽管各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治理方式各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理不断深化。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行省,新疆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从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上来说,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在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交往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与此同时,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战争和冲突,这是阶级社会各民族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从宗教上来说,新疆有史以来即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历史经验表明,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是保持新疆稳定的基础。从文化上讲,新疆文化是由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化构成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相互认同,既是新疆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各民族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从屯垦戍边政策的历史定位来看,屯垦戍边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屯垦戍边既有利于保障边疆的巩固和稳定,也有利于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     

宗教与治道——唐代对宗教的规制

自从宗教信仰在魏晋南北朝勃兴以后,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世俗的治道,是有效维护政权的重要举措.唐王朝鉴于宗教信仰在功能取向上有着极强的社会性,在确立的治道核心内涵的下,以惜民、崇礼、尚孝、以德化俗的教化理念对宗教组织与信仰进行了规制,确立了宗教隶属于政权,促成宗教信仰外在的超越性的弱化.     

从汉民族鬼神信仰到佛教信仰的生态价值追踪－兼论新疆少数民族早期佛教信仰

中国自周王朝之后就已逐步摆脱了神治 ,自那时起 ,宗教对中国人来说有可信与可不信的自由 ,因此宗教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压迫人的力量。这个不靠宗教力量管理政治的东方大国曾极大地鼓舞了“启蒙时代”的欧洲去摆脱神治。西方文化曾在中世纪的“宗教专政”下奄奄一息 ,如果没有一大批思想家与科学家以生命为代价唤醒了文化的复兴 ,则没有今天欧洲的文明。因此 ,当我们正视宗教对世界发展所形成的阻碍作用时 ,不能不为欧洲中世纪的千年沉睡而扼腕 ,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宗教在人类早期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一、汉民族早期鬼神信仰的生态价值“…     

拉卜楞寺与清政府关系综论

拉卜楞寺作为安多藏区清代中后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它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清朝"众封多建"的宗教抑制政策,是清政府扶持的结果。这与拉卜楞寺积极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有关。尽管如此,出于王朝国家政治安全的考虑,清政府不愿看到拉卜楞寺政教集团发展成为一支难以驾驭的力量,因而与拉卜楞寺快速发展相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抑制政策。但作为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政教集团,拉卜楞寺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不触犯王朝国家政治、宗教政策底线的情况下,进行着宗教扩张的反抑制策略。由此,在拉卜楞寺与清政府之间进行着多层次的博弈,表现为拉卜楞寺与清政府不同等级政治层面上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