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关于西南边疆认识的嬗变

西南边疆僻处中国疆域一隅，与内地交流甚少，兼以少数民族错落其间，社会、文化形态各异，长期以来，国人将西南地区视为“异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国人渐次前往西南，因接触日多，遂对西南的认识发生深刻转变。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被迫内迁，西南地区一跃成为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根据地。因此，国人眼中的西南不仅地理距离大幅拉近，并且心理隔膜逐渐消除，真正成为抗战“腹地”，西南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就此拉开。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变异之影响入手,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舆图及图志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探寻其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文章认为它对于改变国人对世界本身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并借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国人在改变“世界秩序”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家新改制的途径,传统的皇朝权威开始遭遇现代立宪政治的挑战;而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层次的变革基础。     

中国传统民族边疆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边疆观的形成

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中国古代社会对边疆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凡是与中原文化相异,经济落后并为周边少数名族控制的区域,或与周边少数民族和政权控制之地相邻区域,古人皆视之为边疆。边疆民族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随着近代"边疆"与"民族"概念的明晰,而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近代边疆民族观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但同时也反映出在民族同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个性的忽视。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起源及其表现形态

民族主义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在西欧,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两种形态。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17世纪初至1840年沙俄东侵对传统中国的冲击

沙皇俄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伴随着其向东侵略的步伐,于17世纪开始与中国接壤。此时处于东亚传统封闭朝贡体制下的中国开始被动地与这个西方外来户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交往活动。沙俄的东侵,对中国传统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外交思想、对外贸易等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边疆研究的概括和导向

对于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来说,边疆治理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兴衰,因此为历代统治者及人民所关注。当前,国际上由民族和边界问题引发的纷争不断。为此,亟需总结和概括我国边疆研究的丰富成果和历史经验,并作出新的导向,以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马大正同志长期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一书,就是其全面系统的归结。     

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

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体国家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近代转型的过程。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结构中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其互动关系,最终从结构动力角度真正理解中国疆域与群体的"统一环",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关于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并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这种边疆思想史框架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     

特纳的边疆学说及其对我国沿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启示

特纳的边疆学说改变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欧洲起源观,转而从美国西部边疆的拓殖中寻找美国特性的根源。特纳对边疆、地域和地区的研究建立了地理和历史关系的新范式。这种范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战略观念不同,不应不加区别地直接套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关注“中心—外围”和“缓冲地带”观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边地区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和实践进行指导。     

均势观与洋务时期的对外理念

洋务运动时期 ,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国人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是他们评判世界格局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对均势的认知 ,促进了中国传统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念的转变 ,在这一时期国人的对外理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军权干政下近代议会政治的蜕变与失败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阵痛中剧变的世纪,它艰难地孕育着中国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诸种可能进路.议会政治是近代西方出现的一种民主政治形态,西方议会思想舶入中国的历程是初入中国、实施、变异及最后破产.民国初年期间,政党政治的失败导致直接放弃议会政治的主张;传统工具主义价值观使宪法处于虚置状态,议会制度徒有虚名;军权干政立宪,三权体制下的议会制度走向了末路.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关于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几个问题

文化史上的所谓近代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发展变化的过程。论者多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的起点,更进而认为若无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断无     

从张格尔叛乱看清朝边疆防御之得失

19世纪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内忧外患并剧,边疆危机日益加重。多数学者只注重对鸦片战争后的殖民侵略进行研究,而忽视了19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殖民侵略。本文通过对张格尔叛乱的分析阐述了早期殖民侵略的特征以及由这一事件所得到的启示。     

论顾颉刚在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中的结点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兴起了继晚清西北史地学之后的第二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顾颉刚正是该学术潮流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不仅是边疆史地研究人才的培养者和学科奠基人,还是边疆教育刊物的热情倡办者和普及者,更成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群体中联结学人与学术团体、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学术与政治的结点。     

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生成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有三:一是争取国家独立及其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平等地位;二是境内民族关系的重新整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生共存;三是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三者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近代性",也赋予了近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应有的内涵。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一个理论上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紧密关联着西方民族主义的输入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中国不少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他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如果要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近代中国既爱又恨,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忧又憎。处于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这种双重困境,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矛盾品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