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机制运作研究

社区参与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基础形式.社区参与在社区发展中,体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作为基层民主的基本形式,其作用和意义在社区的全面建设中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近年来,在社区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机制的涌现,体现了我国社区参与的新形式和新趋向,体现了公民与政府的合作,社会团体与公民的合作,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合作,这一机制为公民平等参与以及表达公共诉求提供了平台.本文对城乡社区参与中协商民主的机制运作和价值做以介绍和分析.     

中国农村社区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考察视角

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与国家政权相区分,远离权力系统的社会组织.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重新规划,使之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合理介入,乡村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这必将加快实现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转型.     

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与我国城市社区认同性整合

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精神的非私人性信任与互惠,其表现为基于义务之道德伦理意涵的普遍主义公民参与精神。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区别于个人主义的普遍主义精神,在西方国家现代社区的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区整合困境,可以从社区居民缺乏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得到一定解释。从我国国情出发,把培育社会资本的普遍主义精神作为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在社区建设的内容之一,对社区认同性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困境分析——以上海为例

从上海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可以总结出两种思路:一种是行政放权和分权的思路,管理重心下移,赋权予街道;另一种是技术治理的思路,倡导开放共享、整合协同的理念,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条块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整合.但是,城市社区体制改革面临着向上的瓶颈制约和原有的体制障碍.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的培育、行政协同机制的完善、社会力量的整合,对于未来城市社区体制的完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论公民的主体意识与现代公民教育机制

公民教育作为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成为睿智公民的一种手段,受到当代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公民教育的核心和灵魂是公民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需要的是健全自律的公民,即具有自觉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公民。这种公民的培养离不开公民教育内部机制与社会制度保障系统的共生整合。     

社区治理中现代公民意识培育

社区治理是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社区的未来发展方向。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是其本质特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促使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由统治变为治理,通过公民社会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促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助推剂。首先分析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的觉醒,进而更深一层次的探析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缺乏所引发的困境,最后阐明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培育的紧迫性。     

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背景下,我国原有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困境,客观上呼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社区网格化管理就是因地制宜开展的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网格化社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该模式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作为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在运行中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自治愿望和权益诉求不免存在冲突。从长远来看,网格化社区管理只是社区治理模式演进进程中采取的过渡模式,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居民参与的活跃,它将为政府与居民合作共治的复合治理模式所取代。     

乡村变革中的公民意识——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的文化动力分析

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进行的村落社区建设实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村落社区内部开始改变传统社会以来积累下的关心个人、公共事务冷漠的文化现状,逐渐出现一种有着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以及关心集体事务和利益的公共意识,这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为公民意识.这一意识是村落社区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当然,这一公民意识也是有限的,还具有明显的村落本位色彩.要帮助农民开拓事业、树立更加广阔的视野是未来公民意识培育的关键.     

精细化管理 跟进式服务 有效解决社区服务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机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实施精细化管理,跟进式服务,有效地解决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中的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三有四一"编织新格局云龙区通过调查摸底,制订方案,逐步推进,进一步整合了社区资源,基本实现了"三有四一"的社区管理服务新目标。"三有"即社区管理资源有效整合、工作力量有效加强、服务网格有效覆盖,"四一"即社区工作一种机制     

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公民参与——基于社会资本的视域

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现了社会职能的自主特性,同时也为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和合法性基础.从实际效果来讲,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参与具有基础动力的作用,而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以及分布不平衡等制约瓶颈.这种情况不仅可能造成“小群体”利益聚集的安全隐患,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也直接削弱了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合理投资和有效使用社会资本,完善社会资本应该具有的公共精神、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正向职能,成为建构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创意旅游视角下内蒙古草原非物质文化资源深度开发研究——以蒙古族“男儿三艺”为例

将创意旅游理念运用于草原非物质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中,是实现内蒙古草原文化与旅游产业和创意产业深度融合的理想途径。本文以内蒙古典型的草原非物质文化资源——蒙古族“男儿三艺”为例,构建了对“男儿三艺”进行创意旅游开发的支持与保障体系。具体地说,创意旅游产业链应根据“男儿三艺”的内容延伸至第一、二、三产业;创意旅游产品应围绕创意展示、创意空间和创意旅游三种形态展开不同水平的设计;社区融入应体现社区文化、居民及其生活的全面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和相关人员应得到相应的保护与管理,社区参与型运营方式应得到倡导。       

财产法内部的区隔与关联——债法修改中的物权制度协调问题

债法修改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债法与物权法的制度协调。经由债法和物权法的区分,财产法内部出现了区隔。该区隔观念涉及有体物限定、抽象所有权、物权法定、物权行为等一系列重要制度的确立。但此种财产法区隔的观念在《德国民法典》的发展之中逐步被软化,《荷兰民法典》和DCFR虽然仍坚持财产法内部的区分而非完全融合,但使得财产法内部呈现出多元化的关联。这种关联并非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是一种必然,并由此导致制度的诸多因应改变。     

便民服务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以浙江省上虞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上虞便民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创的规范性＂政府超市＂,实现了地方政府服务机制创新,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便民、效能为取向的政府服务制度体系,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上级政府的肯定,其经验被推广到了全国。这一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代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便民服务中心的实践表明：集权未必低效率,资源整合是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阈下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科学理论,新时代“一条道路”“中国梦”“两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全新发展;新时代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代课题的回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步破解、对新征程的大力推进确立了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全新坐标。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通过“缩小政策差异”+“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共建良好的发展机制,运用法律手段创设“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协调边疆民族关系”的有序法治机制,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共同构建全面教育机制,借助边疆各民族“互嵌”+“沁入”共创共居、共事、共享的协同机制,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海洋新兴产业投资机制创新的战略思考

海洋新兴产业的投资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风险投资,其投资机制的创新是海洋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以风险投资的视角对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海洋新兴产业的融资机制、投资重心分化、投资收益分配和退出机制的创新方法和方式,为海洋新兴产业的投资机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及对策:兼论“两委一站”模式

城市社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越来越强调加强社区管理和发挥社区的基层服务功能。"十二五"期间,在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现有社区管理体制和模式暴露出很多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须在管理模式上探求新的出路。构建"两委一站"社区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规避管理体制中的矛盾,尽可能发挥出社区在基层的核心服务作用,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公务员奖励的理论基础

公务员奖励是公务员管理中的激励机制。作为公务员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公务员奖励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即利益需求理论、官僚制度理论、柔性行政行为理论和激励行政行为理论。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青少年社区矫正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鉴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随着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全面推广,其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引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多元主体的协调共同参与.具体而言,以社区矫正立法为核心,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立足社区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个人负责机制;建立政府购买的矫正工作服务供给机制.     

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一项特殊的制度,值得注意。自太祖后期到真宗朝后期,是特奏名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随着特奏名人数的大幅增加,也显露了它的某些弊端,因而在士大夫中要求废除特奏名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终宋之世,特奏名制度仍存而不废,其主要原因,除了最高统治者为贯彻重文抑武、牢笼士人的祖宗家法以外,特奏名本身所作出的某些贡献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