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

 日本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经历了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建设、土壤污染环境标准设定、城市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建设和放射性物质污染环境防治法制建设等四个阶段。日本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形成了以《环境基本法》为中心,以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止与净化、城市土壤污染防止与净化、与土壤污染相关的环境标准以及放射性物质污染土壤防止与净化为核心内容的立法体系。日本在土壤污染保护立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科学的土壤污染环境标准、及时应对突发土壤环境污染事件法律制度等,对我国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构建

我国目前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领域的立法供给严重不足,仅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且多是针对农业土壤污染防治的宣言式条款,对工业、城市层面重视不足,因而有必要首先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基于现状并参考国外做法,我国宜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以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环境民主原则为指导,重点规定土壤污染的治理和修复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促进公众参与,并辅以相应的配套立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福祉的立法目标.     

法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土壤污染问题非常严峻,严重影响到耕地质量、食品安全和人的身体健康,而我国现有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却很不完善。通过分析法国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模式发现,法国与我国一样,虽然都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法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却做得很好,且有一套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其具体做法是对现有的传统工业法、废物法、民法等法律进行完善与修改,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策略、风险预防、污染修复等方面。我国应借鉴法国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模式,完善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相关法律、民法和程序法等,以应对所有的土壤污染形式。     

土壤污染刑事责任探究

土壤污染是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罪魁祸首。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土壤的行为进行惩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立法最重要的问题是责任的明晰。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土壤污染刑事责任应当有别于其他污染。在立法模式上,土壤污染的刑事责任应当既在刑法中规定,也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进行规定。     

关于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法》的立法构想

《土壤环境保护法》应当侧重污染治理,兼顾预防,预防重心是农业造成的农用地污染,并授权环保部制定管制的污染物名录,目录不含放射性物质。应当规定土壤环境保护规划、调查、标准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检测报告制度。政府应该指导和引导农民应对农用地污染。农用地以外的土壤污染的责任方应承担清理和整治责任,否则由政府负责。清理、整治目标应当考虑包括土地未来用途在内的多种因素。     

我国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探析

当前农地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法律手段是解决农地土壤污染问题的核心,但我国现行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明显存在不足,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完善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综合性法律,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内容;补充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农地土壤环境管理机构的强制性手段,协调相关的利益关系;严格法律责任;改革农地土壤环境执法体制,从而为做好农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农地土壤污染治理公私协作法律机制探析

农地土壤污染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及农产品安全的主要问题。鉴于农地土壤环境问题呈现污染源分散、污染成因复杂等特征,及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技术匮乏等现实,具有汇集资源、分散风险和降低成本等优势功能的环境公私协作成为破解土壤污染治理困境的新思路。政府通过社会资本的引入及多元修复主体间的信任互惠网络,科学设定修复目标、合理分配修复责任及风险、实现农地土壤生态功能的优位保护。农地土壤污染治理公私协作法律机制,具体以"政府引导、平等协商及契约规范"为核心内容和法律手段。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构想

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决定土壤污染防治具有预防和整治双重目标。构建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应选择预防与整治分别立法的模式。一方面要完善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当前最为亟需的是农药、化肥安全立法;另一方面应制定一部单独的《土壤污染整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规定的法典表达

环境法典编纂对于土壤污染防治规定的安排必须处理好预防与治理、污染防治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本语境下预防的对象是污染后果而非健康损害。污染源控制分则编应以预防为主,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的定位是以治理为重心。《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治理责任的构成要件、多类或多个责任主体间责任承担关系的规定缺失,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应从终局责任和中间责任、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角度填补这一结构性疏漏。为避免交叉重复,环境法典应根据预防性措施的规定内容综合考虑其在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和污染源控制分则编的位置安排。环境法典应在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变动、污染治理后土地的再利用三方面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与土地利用的衔接。     

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构建--以我国台湾地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为鉴

我国现有土壤防治资金相关制度规范体系庞杂且层次较低、制度规定内容分散且范围较窄,不能为土壤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提供应有的制度保障。而我国台湾地区建立了专门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及配套性的制度,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在我国台湾地区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应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专项基金予以规定,明确基金的性质与目的,并通过配套性制度的建立,对基金的管理、收支、运行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     

地方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技术分析

由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大气污染立法领域仅有上位法规定是难以适应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随着我国地方立法的开放,大气污染地方立法成为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体系的必然选择。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的细化、解释与补充,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样本,对我国省级大气污染地方立法的法律条款设置进行具体的剖析。提出地方大气污染防治立法的三种科学化选择,即应在上位法的基础上进行必要而不机械的重复与回应、合理而有效的集成与细化以及自主且合法的先行与创设。     

我国《化学物质控制法》之立法展望——兼论欧盟之经验

目前,我国的化学物质立法缺乏一部基本立法,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环境问题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不能适应促进我国化学物质国际贸易和国际环境保护的需要,必须予以关注。我国《化学物质控制法》应当借鉴欧盟的立法经验,以有毒有害的现有化学物质和新化学物质为主要的调整对象,以化学物质的安全、环境风险预防和控制为主要的规范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立法价值。     

系统化建构中的循环经济立法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它渗透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多个领域,涉及资源、能源、废物管理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包括减少投入、清洁生产、综合利用、废物合理处理等方式。循环经济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载体和途径,关于它的立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循环经济立法出台后,需要对《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适时修改,以解决现有法律之间的交叉和重复问题。我国应当建立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水污染控制的法治经验及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水污染控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六次对《联邦水污染控制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了水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重视发挥水污染控制的司法作用,强化了水污染控制行政机构的职能,健全了公众参与制度,并严格执行水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为我国治理当下严重的水污染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略论美国排污法律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作为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发展自身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国内的环境保护。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先后通过了水污染治理法、清洁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从美国的先进立法经验中得到适当的经验,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水污染防治体系。     

德国新环境行政法之立法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从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夭折,到环境立法体制的重构,再到新环境行政法体系构成的分析,总结对中国环境法立法有益的经验与启示。中国环境的立法,可借鉴德国环境行政法体系的构成和立法技术,更应学习德国环境立法与行政治理有机结合的法治模式。在此前提下,建立以环境基本法为统率,以自然资源与能源法为主、环境污染防治法为辅的中国环境行政法体系。     

《住房法》立法问题研究——一种基于人权保障视野的整体性法律解决方案

住房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国家以立法方式确立和保障公民的住房权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途径。鉴于我国现行住房法律制度存在效力层级不合理、基本性法律缺失等问题,使得制定一部专门性综合性法律——《住房法》成为必需。在这一立法进程中,应坚持保障人权、权利义务配置均衡、系统性解决住房问题等原则,就与住房权有关的法律制度作出设计与安排,为根本解决我国住房问题和保障公民的住房权提供法律支撑。     

论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的新发展

我国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水污染防治的制度和措施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 ,使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立法乃至整个环境立法都有新的发展。其突出的进步和贡献是 ：强调了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把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纳 入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政绩考核指标;明确规定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扩大了水污染物总 量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建立了与之相配套实施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以专章规定的形式强化 了对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和对水污染事故的处置;授予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决定并实施限期治理 措施的权力;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了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和环境纠纷解决的程 序规定以及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