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基雅维里的自由观对反腐败的意义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自由表达了共和主义的自由理念,它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不是干涉的阙如,而是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人摆脱奴役和支配,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中才能避免因权力腐败而导致的支配和奴役,这种思想对推进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三种自由

最近,政治哲学家们对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尤其是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概念给予了较多关注。概括而言,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自由理念,它们分别是心理自由或精神自由、伦理自由或道德自由、政治自由或社会自由。这些自由在人的自由体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价值,依次呈现为意志自生自由、意志自主自由和意志自为自由。意志自生自由是指人们拥有对呈现在任何一次选择中的诸多选项进行慎思的心理能力。意志自主自由是指人们具有与可靠地实践那种能力相匹配的道德品质或技能,展示人们对将引导其开展慎思的诸多考虑的真实感悟。意志自为自由则是指人们在做出自由选择时得到政治保护,以至于他们能被视为自由人。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具有本质差别,后者更接近人的本质。当我们讨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时,最终必定会触及无支配自由。     

论容忍义务

容忍义务是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的一种基本法律义务。公民容忍义务的证成可以通过公民权利的推定和国家权力的性质来说明。容忍义务概念的提出拓展了义务理论的研究范围,有助于推动理性权利义务观的确立,并且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勾连提供媒介。     

法理共同体：秩序法哲学的核心理想及超越性意义

秩序法哲学萌芽自格老秀斯,形成于普芬道夫,它的核心理想是要塑造一种法理共同体。法理共同体超越了政治共同体的权力至上理论,改为强调法律的支配地位;弥合了传统政治体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强调法权结构的平等。秩序法哲学试图通过法则和权利给政治秩序施加规范性约束,从而实现社会和平、合作和团结。     

我国宪法应明确保障公民隐私权

只有间接而无直接规定,这是我国宪法对公民隐私权保障不足。私文化匮乏、泛政治化倾向及科学技术落后是导致这种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是克服部门法对隐私权保障不力、平衡权力与权利冲突及承担隐私权保护国际义务的需要。人权保障入宪、隐私权理论研究取得成果、他国已有的成文先例为我国宪法明确保障公民隐私权提供了可能性。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正>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充分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民在国家、社会生活方面的法律地位,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在我国,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的权利是指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公民的义务是指公民对国家应履行的某种责任。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因此,在我国,政治权利和自由只给人民享受,而不给敌人享受。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本质集中到一点就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     

论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证立及其困境

政治义务和政治权成的证立一直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自然责任说明诉诸国家的德性和价值,社团论说明诉诸公民所处的角色或地位,交易论说明诉诸公民与国家之间互动或交易的本质,来证明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但是,自然责任说明难以表明促进公正或幸福的一般责任如何仅仅或优先与我们自己的国家相联系,社团论说明难以将那些不公正的国家排除在公民的遵从范围之外,交易论的同意理论难以保证同意的自愿性和回报的对等性.针对各种理论的困境,产生了两种回应即多元主义说明和无政府主义说明,但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阐释及其启示

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概念的诠释。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渗透着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就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概念,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使我们对共同体生活形成更充分而深刻的认识。     

权力模式与权利保障——以近代结社自由为视角

清末政府和北洋政府因客观的政治困境而统治力减弱,给了公民结社自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党权+行政权双重管制,向社会领域不断地渗透,导致结社自由转变为结社义务。可见,权力运行模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实有状态。     

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辨析

以埃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本质的空间政治学分析与历史性考察,认为领土的诞生伴随着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民主政治的逻辑本质上就是领土逻辑,而民主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计算理性的空间权力政治观念。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分析表明,领土逻辑支配资本逻辑,政治现代性支配社会现代性,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民主政治的全球空间政治实践。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优势,则是我们进行经济全球化活动的根本前提。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无为而治”与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范式

＂无为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无为而治＂理念对传统民间纠纷解决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在＂无为而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司法权在民间实行＂无为＂,主要运用调解方式,充分重视民间习惯,化解民间纠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社会和谐的价值考量、熟人社会的情理需要、调查取证难的客观要求等,是＂无为而治＂理念渗透民间纠纷解决范式的原因所在。     

论国家义务的基本内涵

国家义务的基本内涵意指国家在调和冲突和潜在利益的场域中,通过共同政治形式的良性运行,使得这些利益能够得以充分表述,使其民众能够得以安定有序共存,过上优良的、自由的生活;其本质特征体现为政治性与道德性、自律性与他律性、普遍性与适足性等几层面;其类型上依不同标准大致分为禁止义务、安全义务与风险义务,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实现义务与促进义务等三种、：     

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

代议制民主一般采用选举的方法来聚合民众的偏好,它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但很少去关注聚合的具体过程.相反,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正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作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协商民主可能发生在三个层面的不同领域: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这三个领域内的协商民主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与运作方式.而且,对协商民主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模式.因此,各个国家与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地创建协商民主,中国的民主实践也是如此.     

论中国公民认知的特点及改进

公民认知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公民认知的内容包括一定的政治或法律知识、行为技能、交往水平、参与热情等方面。中国的公民认知状况相对不高,重要表现是知识程度较低,但根本原因是主动式认知较少,缺乏公民认知的自然积累过程。因此需要减少被动式认知,大力倡导公民自主认知或自发行动。     

公民教育的政治——文化范式解读

公民教育与国家政治契合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公民教育实质就是公民意识的培养教育.从政治-文化角度探讨公民教育就应充分认识到公民文化对公民意识形成的重要性.在我国践行公民教育,政府应从集权过渡到放权,学校应从"政治"教育过渡到公民教育,公民则应从义务本位过渡到权利本位.     

论基因研究的经济利益披露义务

基因研究呈现商业化的发展态势,对科学和受试者权益构成威胁,故应使研究者负担经济利益披露义务.基于维护个人自主、增进信任等政策考量,经济利益披露义务具有正当性.研究者与受试者间的信义关系是经济利益披露义务的法理基础,该种义务在比较法上有据可循.应完善基因研究经济利益披露机制,使各种类型的研究者负担此强制性义务,明晰披露的条件,妥当界定披露义务的范围,科学设置披露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