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创作史再研究:新文献与新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资本论》创作史研究曾经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学术问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的第II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已经全部出齐,为对《资本论》创作史的再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学基础,"市场经济语境中的劳动价值分析范式"开启了这一《资本论》研究新视野。文献和视野的翻新,使得对《资本论》创作史的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微博政治经济学引论

微博日益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微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微博。在政治维度上,政治语境决定微博能否存在;在经济维度上,经济收益决定微博的成长;在文化维度上,文化传统影响微博使用模式;在技术维度上,技术特征影响微博普及程度。微博政治经济学应该探讨权力关系与微博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政治经济学路径应该是所有传播研究的基石。     

政府公共关系的管理范式构建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范式包括观念维度、事实维度和沟通维度。其中,观念维度重点明确执政的核心价值取向,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强调善意从政和执政为民;事实维度明确政府形象是政府执政的逻辑结果,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强调为民谋利和务实施政;沟通维度明确传播沟通是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保障,解决"怎么说"的问题,强调共享信息和透明执政。只有这三个维度都达到最佳境界,政府形象才能避免跌入"塔西佗陷阱",才能不断强化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中西文化语境下深层社会文化规约负迁移探析

全球化的到来必然引起人们互动频率的增加以及文化间在深层结构中的碰撞与对话.价值层面中的权距维度、个体主义维度、长期取向,社会规约与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负迁移是人们在中西文化语境下互动时导致交际失败的主因.负迁移发生在这些层面不易被交际者觉察,因而更需要我们理性地探讨,了解差异,包容异己,从不同文化资源中汲取有用因子,以减少误解发生的频率,降低负迁移带来的不良影响.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势

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渐走向精细化、语境化,发展出更加成熟的研究范式。以问题与方法、反思与探索为线索,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新进展: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对"文化混合"的理解;走向多元主体视角的文化适应;发现穆斯林宗教身份在跨文化生存中的中介效应;多元文化语境中身份认同的再挖掘;扩展媒介使用与文化适应的关系研究;构建语境化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两种人之应然的比较——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中庸》为例

对人之应然的探求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中庸》坚持的一个基本维度。二者隶属不同的价值系统和历史文化心理结构,对该问题的处理存在差异是难免的,但是在当下语境中且唯因为此,它们依然有着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由是,在理性多元论的今天,两种或多种理论的相遇,寻求沟通和对话才是可能的出路。     

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正义维度:理论透视与现实关怀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其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澄清乡村发展危机的理论实质，不仅对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正义维度。《资本论》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澄清了资本主义对乡村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持续性掠夺，是导致乡村发展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全球扩张导致城乡对立问题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生产矛盾无节制地复制到世界各地，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发展危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人类发展历史上化解城乡对立矛盾的原创性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中探索乡村持续发展的伟大创举，全面彰显了全球化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正义维度。     

从双分联动到多态重叠：个体身份研究范式转向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时代的交汇与叠加给个体身份问题研究带来挑战,需要推进研究范式的转换。可以将民族国家时代个体身份的传统研究范式概括为"双分联动",即从"政治-法律"和"文化-心理"两个维度对不同个体身份属性进行区分,在"双分"语境下讨论不同个体身份间的"联动"问题。全球化时代涌现一系列可以确认个体身份的新兴行为主体,包括纵向的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行为主体以及横向的社团实体组织和网络虚拟社群等。基于这种现实,可以以文化-心理维度为横轴,政治-法律维度为纵轴,以坐标原点为圆心,绘制次国家、国家、跨国家和超国家四个同心圈层,根据不同行为主体在圈层中的位置分布来表征个体身份,形成一种"多态重叠"的研究范式。全球化时代的个体身份及其认同具有动态化特征,并且受到时空场景的重要影响。     

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三个维度

作者刑建昌在《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后现代语境,既是一种看待问题方式的转变,又是与现代性语境的一种新的关系。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有赖于三个维度的彰显：首先,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共生关系探析

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媒体传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出重要价值及范式。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互为条件,传播推动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变化,而非传统安全事态也影响媒体传播的议题设置,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媒体传播的导向。由此,研究媒体传播中的主体、内容与技术,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互融互通关系成为思考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共生关系的核心内容。     

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国家传播的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发展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近百位专家学者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中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就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等6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交流和探讨;研讨认为,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研究主体呈现多重新向度,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重视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和累积性的理论建构;尤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深度沟通,还应利用“话语转向”的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来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为中国叙事全球化架桥铺路。     

论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换的思维向度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建设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必要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的政治伦理资源。要使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其致思取向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思维向度变化,即由“工具理性”优先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由“主体伦理”优先到“主体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由人治到德法并治。这是家训政治伦理传统资源现代价值转换的理论前提。     

现代性的反话语: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转向

哈贝马斯指出:"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哲学的反话语,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柯,他们对主体性理性的批判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划定的圈子,即都是在主体性的原则下对主体性作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批判。要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窠臼,必然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哲学才能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交往范式",传统理性主义的危机才能彻底终结。通过"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理性主义范式的转换,摆脱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危机,解放了韦伯工具理性的"铁笼"困境。然而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却忘记"交往理性"的初衷。而"话语权力的平等不是哲学可以用‘应是’就可以实现的,它与文化、政治、经济交融在一起,而使现代性问题更加复杂"。     

青少年道德现代性成长：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考察与反思

社会转型的现代范式展露了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生存诉求多样化、道德规范工具理性化的发展图景,也为青少年道德成长预制了全新的“现代性”维度。迅猛发展的新媒体以其移动终端式的节点传播将草根大众的传播力从传统媒介的单向度中极大地解放出来,从传播内容和传播路径选择上为青少年的个性张扬、主体性彰显、思想表达自由等方面意识的觉醒与能力的成长提供了与新媒体传播环境先天的适应性和亲合力。基于社会转型的现代语境及当前新媒体传播环境,对青少年道德现代性成长进行辨证的考察与反思,已成为新时期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新时代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2010～2018年间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经统计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时间虽短，整体发展态势强劲，聚焦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因、意义、价值、原则等方面；“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中国故事”“国际话语权”等是现有研究关键词，并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但现有研究仍需完善，如术语混杂、概念界定不清、学科间互动欠缺、研究方法单一、受众分类模糊、研究视角广却缺乏深度等。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为今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高校开展学雷锋活动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高等院校从育人的责任和使命出发,开展学雷锋活动,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爱党爱国、助人为乐、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新时期的价值多元和经济全球化,使许多人程度不同地质疑轰轰烈烈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高校学雷锋活动的成就与不足,学雷锋活动重在实践、贵在坚持等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学雷锋活动需要结合新时期特点,从丰富内涵、创新方法、改进成效评价方式入手,将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基石。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而研究和关注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话语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该论题，需要超越“传播学研究范式”，以“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在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为抓手的基础上，进而达到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展现主流意识形态魅力之目的，这是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研究需要努力开拓的新视域。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切入点

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应选好切入点,注重历史和国情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强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教育;突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的教育;加强开放意识、全球意识的教育。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在现实与可能之间: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习近平关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论述研究

习近平对经济全球化的论述和总结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实践,又兼顾对国际发展境遇的思考,对提升新型经济全球化认识产生促进作用。习近平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阐发其发展趋势,解决经济全球化是什么的问题;叙述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溢出效应,澄明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背后的全球治理问题,指明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介绍中国在参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及实践经验,为实现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