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关于本原问题——兼答张凌云同志

我在《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本原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的短文。这篇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世界的本原是指产生万物的初始者,有时也指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要回答的是现实世界究竟由什么东西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答张芝同志

我在拙著《“美”的探索》中的《论美的产生》一文里说:“美起源于劳动,美首先是‘物化劳动’,是人的积极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东西,因而,美的本质应当说是客观的。”对此,张芝同志在今年第三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吗》一文中说这个“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也是我国美学讨论中出现的相当有影响的最新见解。……在     

关于德字的形义问题——答何新同志

去年一年,我在云南兄弟民族地区参观,也作了一点调查,刚才回来,得拜读何新同志《辨德》的文章(《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不觉有“空谷足音”之感！但是他于德字的形义考释,跟我完全不同。不敢自矜新创,但是读书一得,尚非抄袭雷同之说,故谨提出,谬误难免,愿与何新同志共同研究。 甲骨文字,各家考释不一。何新同志从罗振玉说,释为德字。我因卜辞字的用例,与德字不很符合,故暂从阙。今案金文作德,加“心”而已,因此疑德字可能是周人在字的基础上另造的新字。     

关于积累与消费的增长速度问题——答李定中同志

我在1957年3月号“学术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曾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同消费部分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问题。我的结论是:“积累增长的速度应快于消费增长的速度”,并认为这是“再生产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普遍适用的。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基本论据是:“只要承认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顺利实现扩大再生产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快     

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答袁祖亮同志

袁祖亮同志继拙作《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之后,发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一文,(以下简称“蠡测”)就其中几个基本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左的看法。为辨明是非,求得共识,因就分歧之处,再抒己见,以供商榷。一、十六国时期人口的前降后升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陷于分裂混战的局面,延续达百余年之久。以淝水之战(383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十六国前期,各族统治者在相互争战中,每有大规模的屠杀,时“羌胡相攻,无月不战,     

三论法的共同性——兼答尤俊意、徐牧二同志

法的共同性问题,是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中难度极大的课题。法学理论界“左”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曾不嫌浅薄,先后发表了《法的共同性初探》、《法的阶级性、共同性再探索》两篇文章,对法的共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和思索。最近,拜读了尤俊意同志《对‘法的共同性’的几点质疑》(《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5期)和徐牧同志《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两篇文章,觉得     

韩非的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韩非在其《五蠢》篇中提出了他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简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即:第一,古代人口少,而现在人口多。第二,古代的自然财富多,所以“丈夫不耕”、“妇人不织”,都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现在财富少,虽然努力生产,生活仍然很坏。第三,根据上述两点原因,韩非得出结论说:古代是“人民少而财有余”,所以“民不争”,社会安定;而现在则是“人民众而财货寡”,所以“民争”,往往发生骚乱。第四,为什么古代“人少财多”,而现在却“人多财少”呢?韩非认为,就人口与财货对比,人口增加很快,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五个儿子又各生五个儿子,因而有所谓“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可以说是按几何级数成倍增长的;至于财货,其增长速度则很慢,是落后于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总之,韩非认为人口增加太快了,往往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造成了社会动乱。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答孙春山同志

今年三月下旬接山东省济宁地委党校教研室孙春山同志来信称:在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对第二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同志们理解不一,难成定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明明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同于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论点,但为何对这一命题要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来肯定?诚然,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而且思维对存在有反作用,并且是实践把二者沟通起来;但这能纳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之下吗?……现在是否人们把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把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题,硬要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呢?马列原著人们已经学了几十年了,对其理解,应该有个定论。我们的理解不知对否?……     

关于楚皇城遗址考古发掘中的问题——答陈忠富同志

1977年4—6月,我参加了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前编写工作简报,由我和张新宁同学执笔,会同始终指导工作的省博物馆程欣人和郭德维同志讨论修改,随即送交博物馆领导审阅。在最后定稿的同时,我写了《楚鄢故都访古》一文,先期在《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发表,而两篇简报翌年才在《考古》第2期上刊布。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将修改稿交陈忠富同志一读,未能汲取他的见解。前不久,陈忠     

再论晋作爰田——答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

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在今年《晋阳学刊》第6期发表的《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对拙作《晋作爱田考略》(见《晋阳学刊》今年第3期)提出了不同看法.我看了很受鼓励.我认为对这一学术问题展开认真讨论,将会推进晋国史以及春秋战国史的研究.两位作者认为我对晋作爰田一事评价太高了,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兼答朱元珍同志

(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加以补充的理由1979年1月《学术月刊》举办一次《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笔谈会,邀我发表意见。当时刚开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国上下,都在讨论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不少人引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论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我个人对此深有所感,因而在笔谈中提出了一点补充意见,本来很不成熟,承蒙朱元珍同志提出商榷和批评,获益莫大。这里我再将提出补充的理由说明一下,兼与朱元珍同     

论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

从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到秦王政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这一百三十余年期间,是中国由分裂、分权走向统一、集权的时代,也是秦国逐步实现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作为法家的政治家商鞅,作为法家的理论家韩非,都是适应这个时代需要而诞生的杰出人物。无疑,他们的目光是瞄准着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是政治理论。但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因此,商鞅、韩非在论述当时的政治斗争时,不能不涉及与他的政治观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因为仅仅是“涉及”,所以,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这是探讨秦王朝的兴亡和法家思想的内涵的新径。     

就实践的目的性问题答陈广亮、高立胜同志

“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是我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文章中提出供考虑的一个命题。该命题悖于我国目前的流行看法。陈广亮和高立胜两同志在《“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质疑》(《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中,对此提出了商榷。本文是我的简要答辩。     

毛泽东领导思想三题——答于尚富等同志

拙作《论新时期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新发展》引出了于尚富等同志的大作(见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尽管文章的观点我不完全同意,但我认为,商榷比赞扬更有益。现就文章提出的三个问题,简答如下,不妥之处,望再赐教.     

再谈关于人民币的几个理论问题——兼答韦易同志

拙作《关于人民币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发表后,韦易同志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了搞清楚问题,这里我再说些不成熟的意见。一、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为黄金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它代表黄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不仅符合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纸币的原理,而且可以用我国货币流通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一九四八年开始发行的人民币,是在收兑冀南币和晋察冀边币(以下简称边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     

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答王桂厚同志

1978年7月5日,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提出我们的粗浅看法,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是展开讨论,把问题弄清楚。但时近两年,国内报刊没有反应。我们正在渴望知道不同见解,吸取教益之际,王桂厚同志发表了《也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载《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再谈鲜水位置的若干问题——答王宗维同志

<正> 王宗维同志在《西北史地》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汉书·赵充国传>中的鲜水》一文,对拙作《鲜水及其有关的民族和交通线路探讨》提出了批评。王宗维同志提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我们是欢迎的。但我认为,他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之所以如此,就是他对有关鲜水位置的地名、交通路线、民族等问题的论述,是不符合实际的。兹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关于庄蹻入滇的线路——答王海平同志

《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4期,刊载了王海平同志的《庄入滇略探》（以下简称王文）一文。该文从近年我省及邻近省区出土文物的种类和风格比较的角度,肯定了庄蹻入滇的史实,颇有新意。但王文从文献考据角度,认定庄蹻入滇的时间应在楚顷襄王时代,只不过因袭过去的研究成果。王文在“庄蹻入滇池线路辨析”一节中,除袭取陈说认定庄氏入滇系取道沅江逆水而至且兰外,并针对发表在197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郎考》第一辑中的拙著《夜郎方位考略》一文,认为庄蹻是沿今鄂西的清江入黔东北,然后沿今贵州乌江南岸到达位于今安顺的且兰,再经黔西南到达滇池的观点进行了评议。对此,特答复如下: 王文在正面肯定了沅江沅后说:“最后附举评价一下前几年出现的一种新观点,既有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庄蹻入滇所经之沅水乃延水（今乌江）之误,由此导出庄蹻入滇的线路”云云。笔者以为,这与拙著原意不符。首先,我们知道,关于庄蹻入滇的线路,早在《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中就有“循江上”的记载,“江”在我国古文献中,凡不另加具体名称,一般均指今长江而言,故“循江”之说早在两汉时期已有成说。对此,近年云南方国瑜先生在其《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和《彝族史稿》等论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