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凤凰·女皇——梧桐的女皇历史文化象征及其生态文明价值

文章分析了梧桐、凤凰、女皇3者的生态历史文化象征与浸润相融情况,指出梧桐蕴涵的女皇武则天历史文化的复合象征意义及其生态价值。从神学看,梧桐栖凤意象是借助于梧桐表现出来的神话传说;凤与龙并行,凤代表杰出女性,女皇武则天为凤凰化身,而作为神鸟的凤凰专栖于作为神树的梧桐树,梧桐象征女皇的龙生凤身。从佛学看,梧桐之所以具有中国佛教圣树意象是因为其与菩提树有许多相似之处,梧桐在历史上适应了当地气候,历代在佛教寺庙广泛种植因而代替了菩提树;凤凰也是佛鸟,女皇武则天为弥勒佛转世,梧桐象征着女皇佛身。从森林文化看,历代园林种植及诗文创作借助梧桐表现出具有主观情意的审美文化:梧桐的爱情喻象象征女皇武则天的人性情感;梧桐的孤高意象象征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王身;梧桐叶落秋至象征武则天去帝称后;桐凤高洁与梧桐的凄苦、悲伤等丰富的审美文化意蕴女皇武则天1 300多年来被人评说。同时,桐凤意象亦有其深刻的生态价值:在人的精神观念中,梧桐栖凤象征着人类的和谐文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希望。加深森林文化方面的女皇文化研究,以桐凤为喻,可打造森林文化创意园区,创建森林文化城市。     

梧桐的象征意蕴考论

梧桐作为文学中的意象 ,文化中的事象 ,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意蕴 ,是既定的话语工具。从自然物象到象征意蕴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     

武媚娘传奇热映 历史人物也要风尚

“巾帼英才扭乾坤，一代女皇绝古今；虽为妩媚入宫闱，却因智谋赎尼身；孤凤展翅腾龙位，弱女挥手伏众臣；功过论争千秋去，无字碑上遍诗文。”关于“武则天”的传说不胜枚数，相关的影视剧也不下百部千集，但是无论如何演绎，武媚娘的霸气与悲喜人生都引人唏嘘。     

古典诗词审美观照下的文化物象--玉

玉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丰厚的精神内蕴.玉是神权、皇权的象征;玉还是传统美德的象征;玉具有广泛的修辞效用.透视围绕玉生成的古典审美意象与审美心理,进而揭示玉的文化蕴涵,解读玉的文化意义,以期达到对中国人的某些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文化心态作进一步了解的目的.     

莲的佛教意象传入及本土化

莲在中国种植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由来已久,远在春秋时期就为民间所歌颂.随着佛教文化在汉地传播过程中的不断发展、演变,莲作为佛国净土的典型象征,其宗教意象也随着佛教传入中原大地,并逐渐适应中国固有的文化形式,不断本土化.莲的佛教意象与中国传统儒家、道教思想巧妙融合,影响着人们的精神视野.同时,莲的圣洁形象在文学、雕塑、绘画、服饰等方面也留下了历史印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莲花佛教文化.     

鏊子·白鹿·砖塔——《白鹿原》思想意蕴新论

《白鹿原》在表现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作品中多次出现三个意象———鏊子、白鹿和砖塔。鏊子暗示着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运动，溶注了作者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判和思考。白鹿就是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它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精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与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砖塔则是封建宗法文化的象征，宗法文化就是压在人们身上的一座无形的砖塔     

宋遗民词中"云"意象的解读--兼论佛道思想对宋遗民词的影响

具有特定历史和审美内涵的“云”意象,与佛道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元易代之际的苦难时代,也是宋遗民词 人希逸隐遁的群体象征,本文试择取宋遗民词中有典型意义的几例“云”意象予以剖析,并考察宋遗民词人的山水自然审美观 和忧患意识,以透视宋遗民词中情感活动和创作心理的演变。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解读《诗经·国风》中的桑意象

在现有的《诗经·国风》"桑意象"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文化生态理论来剖析"桑意象"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指导,试图揭示《诗经·国风》中"桑意象"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演变的历史动态过程,认为桑意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是:桑树—桑女/女子—爱情/母亲—家园.从文化生态理论中关于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交织关系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桑意象演变的文化生态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桑树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另外"桑"与周代人口政策、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纠葛与幻化——陶渊明《饮酒》诗七首意象结构探索

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的现实自我与摆脱名教、回归生命本真的生命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陶渊明《饮酒》诸诗中一系列意象的深层结构。在《栖栖失群鸟》等诗中，现实自我与生命自我表现为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与情绪，以鸟儿与松（菊、兰）的意象表现出来；在《有客常同止》等诗中，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冲突幻化为“一士”、“一夫”两个人物意象；在《结庐在人境》等诗中，生命自我摆脱战胜了现实自我，其澄明、宁静，自由欣悦的本真状态投射生成一系列浑然灵妙的诗歌意象，构成陶渊明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碧梧翠竹 以类相从——桐竹关系考论

梧桐与竹分别为凤凰的栖止之所与食物。桐、竹在现实应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着更为广泛的并联。桐、竹是弦乐与管乐的代称;桐孙、竹孙是生殖崇拜之物;桐杖、竹杖是母丧、父丧所持之杖;梧、竹是祝寿词中的常见意象。桐竹是＂比德＂意象,具有风神俊朗、节操高直的复合内涵,体现出＂清＂、＂贞＂和合的特点。元代以后,梧竹成为绘画的重要题材,体现文人的笔墨意趣、人格襟怀。宋代以后,梧竹是私家园林的常见景点,其清幽之境是文人对俗世的对抗与超越。梧竹不仅是文学意象,也是文化符号。     

龙凤艺术的文化渊源

龙与凤是中国传统的图案形象。宫廷艺术中的龙凤 ,是封建社会“帝德天威”的标志。民俗、民间艺术中的龙凤是人类自我理解、自我力量的体现。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龙凤这两种“生物”从萌生到定型 ,留下了自己的历史足迹。生物界并没有龙凤 ,但是 ,如果把龙凤放在一个古老而又光辉的民族文化背景上来考察 ,它们的存在又是无可置疑的 ,它们的形象也一直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     

凤文化蕴含的和谐因子与当代价值

中华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于其总是能与时代的发展相合拍而不断演进。从北京奥运会传递圣火的“凤鸣和谐”起跑仪式,到上海“世博第一金”上翩然起舞的“凤凰来仪”,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凤凰呈现出令人惊艳的和谐之美。凤文化蕴含着道德和谐、两性和谐、风尚和谐、人才和谐等多种和谐因子,弘扬凤文化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湘西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湘西凤凰民俗文化特色鲜明,传承千载,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过度的商业化和非保护性开发导致其传承问题逐渐突出,科学的保护和开发是凤凰民俗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目前保护和开发凤凰民俗文化最突出的原真性差、口传艺术弱化、管理不科学及缺乏提炼创新问题,采用科学的方法、合理的开发手段、创新的模式,并和现代的文化、科技相结合,才可以实现最佳的保护和传承效果。     

铜马非马——中国旅游图形标志“马踏飞燕”新解

"马踏飞燕"是件属于东汉时期的出土文物,现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人们往往从其具体形象上认定它是奔马和飞燕的造型.通过分析其历史背景,揭示出它是汉代崇龙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汉代龙凤文化进入和谐的时代写照.其马不是马,而是马龙;飞燕也不是燕子,而是凤.将"马踏飞燕"作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既体现了中国旅游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寓意着事业的龙马精神.     

太阳神树、太阳崇拜与太阳历法

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许多考古材料都与古蜀人的太阳崇拜和历法有关,而作为典型器物之一的青铜“太阳神树”,就是古蜀人太阳崇拜和使用太阳历法的最佳体现。它不仅具有“日、鸟、天、龙、树”等宗教崇拜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又是古蜀时期历法等科学知识的结晶,它充分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中辩证、和谐的思维和审美意识,内涵极为丰富,极具研究价值。     

论楚凤图像的自由艺术精神

楚文化中的楚凤艺术形象历史悠久.凤图像艺术形式体现着强烈的自由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与楚地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凤凰男”和“孔雀女”的现代家庭危机——小说《双面胶》分析

《双面胶》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来自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下的男女组成的小家庭在婆媳、翁婿和夫妻关系上的各种冲突与碰撞,揭示了现代社会转型期下的男女建立家庭后面临的客观因素限制和自身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