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潮对前期鲁迅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北京的京报副刊曾经征求过青年必读书。鲁迅的回答是别开生面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栏内,又写了些颇为发人深省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     

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我与《博览群书》

从小就爱读书,但“博览群书”这一词语,却是十多岁时从一位中学国文老师谢国捷先生那里听到的。他刚从辅仁大学毕业,风流倜傥,出口成章,颇受学生爱戴。他的话像金口玉言那样被奉为经典。从此以后．我就把“博览群书”作为读书的目标。见着书不管内容讲什么就看,为我后来号为“杂家”奠定了基础。稍长,读了一本《颜氏家训》,有句话大意说：读书未遍,     

鲁迅的“人间”心态与《伤逝》结尾的再诠释

《伤逝》结尾中的“跨出去”与“遗忘和说谎”体现出1925年鲁迅的“人间”心态。鲁迅对涓生的“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是肯定的,不仅仅是鲁迅对青年的一种启示,也是他自己的“反抗绝望”哲学的外化行动。涓生用以救助自己的“说谎与遗忘”是一个非鲁迅式的命题,鲁迅以为欺骗自己是最为无益的,应该大胆地看取人生,不回避血泪。某种意义上说,“人间”心态亦成为鲁迅所独有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分。     

蓝天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蓝天野并不是出生在书香门弟，家里的大人大多不看书，最早的文学方面的熏陶来自他的祖父和父亲，“祖父念过书，他每天晚上给我讲，讲的多是《西游记》，还有一些公案，但是讲得多了，就不知道再讲什么了。”于是，蓝天野上小学后不久，有一次书店拉了一车书去学校卖，蓝天野的祖父就吩咐孙子买几套书回去，“他看完给我讲，当时买了《水浒》，还有一些民间的说部，都是说书人传下来的书，有《三侠五义》、《小五义》等。”除了祖父，蓝天野的父亲也识字，“我印象中他很聪明，家里很多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鲁迅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鲁迅在北京（之七）

《鲁迅日记》：“晚访季市。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永持德一设宴招待日本留学生竹田复，邀蔡元培、鲁迅、许寿裳等同席。席间鲁迅为永持德一书《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吵架前的准备工程

星期天,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一个推销员。真讨厌,我正要关门,推销员却手脚麻利地把脚伸到门缝里,笑嘻嘻地说:“老板,辛苦了,这本书您一定很需要,看看吧。”看他的样子,不翻翻他手中的书他是不肯走的了。我接过书准备装模作样地翻翻便还给他,我从来不在非正规的场合买书的,更不买盗版书。书是卡耐基写的,书名是《人性的弱点》。这本书我其实有,很薄的一本。不过眼前这个版本的《人性的弱点》应该还收录了卡耐基的其他著作,否则没有这么厚的。翻着翻着,突然我看到书中还夹着一张100元钱,一念闪过,我的脸一…     

“骆驼”编辑家朱正的苦涩书情

朱正一生与书为伴，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书、编书。看了一些地的书，颇多感慨，不是什麽人都可以称之为专家的，但作为鲁迅研究专家，他当之无愧；作为编辑家，他当之无愧；当然，我还知道，他已经写成更好的书，还没有面世，那只好留待以後再说了。《鲁迅传略》问世，朱正年方二十五；无幸被扣“反党宗派小集团”的帽子，才是他二十年坎坷的开始。他写的第一本书是《鲁迅传略》，写书的背後是不堪回首的磨难1950年，朱正从《新湖南报）｝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就是在这里，他犯了“滔天大罪”。事情的起因是：抗美援朝时美国搞禁运…     

陶渊明错了吗？

学《归去来兮辞》，我照例要问问学生如何看待陶渊明的选择。甲说：“这是一个缺乏家庭责任感的父亲。‘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他需要这一份俸禄，怎能说走就走？”乙说：“这是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官员。他当官起码可以造福一方，为什么只考虑自己？”丙说：“陶渊明是个懦夫，遇到一点不如意就选择逃避。”     

有《可乐》，作文更可乐

说实话,当我妈第一次把《可乐》拿回家,兴冲冲地说“这本书要好好看,人家都说对写作文很有帮助”时,我是不屑一顾的。我作文成绩不是很好,我妈总给我买“作文范例100篇”、“作文素材大全”之类的书,我看得烦透了。我不相信看本书就能把作文搞上去。     

100分想到的……

元旦之前,6岁的儿子要在幼儿园参加文艺表演,内容是唱一首歌——《一分钱》。周末我想给他排练一下。谁知平日在小学生面前有点耀武扬威的我,在儿子面前却束手无策了。尽管我费尽了口舌, 他就是坚持看动画片,要么不唱,要么就是精力不集中。我耐不住性子了,只好板起面孔说:“你学不学？否则就打屁股了。”这时他才勉强地说:“学就学嘛, 但你要给我100分。”我不解地问:“什么100分?”     

陶渊明思想新探

鲁迅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指出:“被论客赞赏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他为此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以上均见《题未定草》)。细细咀嚼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客观和全面地评价陶渊明,还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即对陶渊明思想的几个方面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野草》与基督教

鲁迅本人深受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他《野草》中的哲学思想有基督教因素。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从鲁迅对耶稣形象重塑角度来看鲁迅的描述与《圣经》记载的似与不似;二看鲁迅对地狱的想象和对语言遭扭曲现象的考察背后的基督教因素;三是分析“过客”哲学与天国哲学乃至基督教“过客”精神的关联;四是论述《野草》反抗绝望后重回信、望、爱这些神圣价值之思路及其与基督教观念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探讨,可加深对《野草》哲学思想的理解。     

离不开书的爸爸

爸爸的书可多了，书桌上、书柜里、床头边到处都是。吃饭时，他手中捧一本书，不然就吃得不香：睡觉前也得捧一本书，不然不能入睡：甚至连上厕所时也在捧着一本书…… 说到这儿，我想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趣事。 有一天，爸爸找不到刚刚还在看的一本书了，他急得团团转，忽然他大吼一声：“大臭儿子，看见我的书了吗？”我赶紧跑过去一看：爸爸像只无头苍蝇，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看见我来了，     

含泪的微笑——《鼻涕阿二》研究

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由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书前有前记。作者许钦文（1897－1984），小说家，原名许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湖山客，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许钦文称自己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而加以赞扬，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常以为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但我又常常怀疑是感情作用……”。20年代初许钦文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辑成短篇集《故乡》；后又有《鼻涕阿二》等四个作品集问世。     

我所知的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戏和“无常”

鲁迅少年时代，在故乡绍兴看过不步家乡戏，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一直念念不忘，甚至离开故乡后，在自传体小说《社戏》中还写到，“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鲁迅与《山海经》

鲁迅在少年时代(十岁)就“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一个远房叔祖告诉他:“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去了。”从此,他就念念不忘于这部书,然而总是弄不到手,没想到他的媬姆阿长却给他买来了。她有一天告假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的《三哼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