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书——《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书目分析

1925年初,《京报副刊》举行了一次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参与的学者之众,推荐的书目之多,远非一般性个人荐书所能比拟,它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的要求,“读中国书”表现出不同的取向;时人著述的影响明显上升,“中国书”不再是个笼统的概念。这次书目征求活动,对于认识当时的思想、学术和社会,有重要意义。     

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论陶渊明《时运》对《诗经》的学习与借鉴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对《诗经》多有学习与借鉴。从陶渊明的四言诗《时运》对《诗经》的创作接受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模仿《诗经》取首句两字命题;模仿《诗》小序为自己的诗《时运》作序;对《诗经》重章叠句的学习与借鉴;对《诗经》句式的学习与借鉴;对《诗经》词语的创作接受。另外,对《诗经》赋比兴的手法及艺术风格也多有学习和继承。管中窥豹,可知陶渊明对《诗经》是非常熟悉的,这与陶渊明的家学、家教和当时的官学教育都有很大关系。     

《读者》与陶渊明——《读者》案例研究之三

把《读者》和陶渊明的诗相比,是因为二者确有相似之处。《读者》在整体设计上注重情性,讲究品位,书卷气浓。淡淡的、儒雅的,和她的＂隐士＂形象非常吻合。从她的栏目的安排、版面的设计,一切都是那么简约自然、清新淡雅。她从内容到形式传达给读者的是和谐一致的文化信息,确有春风拂面,景色宜人之感。     

与《大师心灵对话》与自己心灵对话

由星云大师著,中天主播李晶玉小姐提问的《与大师心灵对话》是开启我生命对话之窗口,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美好的景致——有时并不用浓墨重彩描绘而成,也许是一个淡淡的印迹,但它深藏在我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它与生命同在,一旦触动它的密码,它便潮水般涌来,浸泡你,柔软你,感动你。《与大师心灵对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最美的、最受启迪的,是大师在这本书中,他对社会诸多现象,如对教育、文化、读书、慈善、家庭、财富、生死、人生等16个“生命”的基本问题,大师在本书中都一一解惑,都有详细的陈述与建议。尤其他为带动国内整体阅读风气,和李晶玉…     

陶渊明的《山海经》情结

陶渊明《读山海经》13首的具体写作时间，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是系于归隐之初；二是系于宋武帝永初三年。本文认为：13首并非一时所作，当起于归隐之初，止于武帝代晋。组诗《读山海经》可视为陶渊明归隐之后情感的浓缩，凸现出其性格的多面性。其性格及爱好与书中描写的内容有某种契合，其情感从阅读与创作中得以交融宣泄，这就是作者对《山海经》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     

论《韵语阳秋》里的陶渊明

葛立方的《韵语阳秋》认为，陶诗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生活上达观、和光同尘的道德境界，源于他于道为一的“睹道”精神境界。葛立方推尊陶渊明的动机，即在于纠正江西后学诗歌创作上形式主义的雕琢之风。     

论陶渊明《闲情赋》的互文书写

以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为理论支撑,从抒情主旨、创作范式、美人意象等方面,分析互文性视角下《闲情赋》对其他文本的转化、重复等情况。通过分析发现,《闲情赋》文本内容存在三种特殊互文。它们体现在陶渊明不同作品之间、《闲情赋》与同题写作文本之间、《闲情赋》与其他前代文献之间。其中,第一种属于“内部互文”,后两种属于“外部互文”,它们共同构成了《闲情赋》的“互文性”。首先,《闲情赋》所体现的对时光流逝的焦虑感、对于知音的渴求,同陶渊明诗中惯有的抒情主旨同调;其次,《闲情赋》在标题、句式等篇章结构上基本遵循同题写作文本的范式;最后,从标题来看,《闲情赋》当归属闲邪类辞赋,但其实际的写作内容更趋向于神女类辞赋,可将其视为两种类型的结合,体现了陶渊明在互文写作上颇具创见的文思。     

陶渊明《荣木》诗系年 ——兼论《荣木》诗与嵇含赋的关系

《荣木》诗不应作于陶渊明四十岁时.此诗中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与陶渊明四十岁时的心态不吻合,而且学者对诗中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理解也有失偏颇.根据古代进学传统和陶渊明的思想发展脉络,《荣木》诗应作于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江州祭酒之前.从题材、主题思想等方面看,《荣木》诗与嵇含《朝生暮落树赋》和《白首赋》关系密切.     

从《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探析萧统的文学观

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和教化双重价值,二者之间相辅相成,难舍难分。《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前者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首次提出"能文为本";后者在肯定审美价值的基础上突出文学的教化功用。结合齐梁时代尚"丽"的文学主流,《文选序》和《陶渊明序》共同体现了萧统既重视文学的审美又重视其社会功用的成熟全面的文学观。     

论陶渊明《闲情赋》创作的艺术源流

陶渊明在《闲情赋序》中便指出此赋是"继作",《闲情赋》不仅继承了楚辞,特别是屈原作品中以香草美人意象寄情言志的创作传统,也吸收了历代抒情小赋的艺术创作手法,在继承中又有所创新.骈散结合的句式、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强烈的情感抒发,使《闲情赋》成为赋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在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陶渊明借助意象之间的关联和隐喻...     

胡思乱想的自白——陶渊明《闲情赋》主旨之我见

《闲情赋》的主旨，是寄托还是言情？本文认为，是“余”的内心活动、胡思乱想的“自白”，是“意识流”手法。     

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接受史研究——评李剑锋先生新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对陶渊明研究的著作极其繁富 ,其中也有一些接受影响方面的研究。如 ,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首先粗略考察了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其后 ,钱钟书《谈艺录》以较为翔实、新鲜的资料梳理了陶渊明在历代声名的显晦。 196 1年中华书局结集出版《陶渊明讨论集·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新时期以后 ,陆续零星出现了一些与陶渊明接受史有关的单篇论文或论著章节。论文如袁行霈《辛词与陶诗》 ,论著章节如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接受史片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考察了某一读者对陶的接受情况 ,…     

新文化传播视域下的鲁迅与《晨报副刊》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晨报副刊》是新文学在中国北方的战斗堡垒,继续秉承鲁迅《新青年》时期“思想启蒙、文学救国”的新文化传播的宗旨,在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主编轮流执政而风格迥异的不同时期,又殊途同归地以高蹈“社会启蒙”的办刊目标为己任,在接续新文学传统和报纸副刊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文化、文学、新闻传播史的时代轨迹。     

穷苦孩子的心灵成长史——论《幸运儿皮尔》

贫寒家庭孩子的命运始终是安徒生文学创作关注的重点,贯穿了他大部分的童话和小说创作。《幸运儿皮尔》描绘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经过曲折艰苦的舞蹈训练、语言文化学习和声乐教育,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和作曲家,追求成功、向往幸福是其成长的强大动力。但是,在成功的欢乐背后总是无法掩盖淡淡的忧伤,出身贫寒仍然是皮尔心中的沉忧隐痛。在某种程度上,皮尔的成长经历可以看作是安徒生以及其他一切穷苦孩子的心灵成长史。     

《陶渊明传论》:苦痛的现实感叹——对李长之陶渊明批评的研究及思考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是李长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李长之的人格理想和民族文化理想,而且在整体上可以看出李长之精神上和文化选择的变化。从李长之身上的这种变化看,虽然其使用的是极具个性的个体性话语,但在本质上与现代所谓的个体性并没有根本的联系。在这些个体性话语中所体现的是不同于政治道路的审美化的民族文化建设道路。民国文人因政治活动而遭遇的精神压力或主动选择政治文化只是对实现民族文化不同道路的选择。所有的冲突都是在自晚清以来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主题的表现。     

醉醒其间 荣枯咫尺——谈陶渊明《饮酒》诗中体现的人生感悟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包含了复杂而丰富的思想内容,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示了诗人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社会、对于理想的感悟。生死的幻灭与荣枯的悲凉,是非的叩问与仕隐的矛盾,都在二十首《饮酒》诗中得以体现。诗歌从更深的层面展现了诗人壮志难伸、理想破灭的悲愤,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世风的靡丧,同时,也向我们勾勒了他从出仕到归隐之间的艰难复杂的心路历程。饮酒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疏解忧愁烦恼,暂时忘却世事人生的方法,然而,陶渊明却在这种方法之中,找到了更多的关于人生问题的解答,完成了多少人一直梦寐以求的终极追求——达观的超脱。     

周敦颐视陶渊明为君子吗?——论《爱莲说》对菊花文化形象的改造

陶菊历经千年盛传不衰,以多元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研究濂溪之学的经典文本,其中作者为“君子”和“隐士”赋予了新的内涵,菊被比拟为“花之隐逸者也”,同时,莲被推崇为“花之君子者也”。自此,“菊”原本盛行的君子面目被“莲”所遮蔽和替代。隐士菊与君子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组合。观此文化现象背后,周、陶二人君子标准的分流或与嘉祐八年(1063)混乱动荡的政治风波直接相关。周敦颐通过改造菊花形象剥离掉了陶渊明的君子内核,而强化了其隐士外衣,为后世评说陶渊明留下了新的话语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