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试解《招魂》之谜

一、关于作者的考辨在《楚辞》里,《招魂》是一个难解的谜。首先,《招魂》的作者即有屈原或者宋玉两说。太史公说是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赞》):王逸说是宋玉(《楚辞章句》)。后人或屈或宋,争讼近两千年,尚难遽定。其次,《招魂》系招谁人的魂和生招、死招等问题,说法不一。或云屈原招陷秦的楚怀王之生魂(如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或云系屈原自招生魂(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或言宋玉为屈原招致生魂(王逸等);或说宋玉为某一楚王招魂(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卷一);或谓宋玉“模拟巫覡所唱的歌词”而作不一定有招魂的具体对象(陆侃如、     

《招魂》、《大招》题义新说——兼论大、小“招魂”说之非

今传本《楚辞》以东汉初王逸《楚辞章句》为最古老。此本内收有《招魂》(题宋玉作)和《大招》(题屈原或景差作)两篇。对这两篇题义的解释,有不少望文生训者。其中以(宋)孙志祖《读书脞录》的诂解最有代表性,至今犹有影响,实非。 孙志祖本之于张载《魏都赋·注》,谓太史公于《史记·屈原列传赞》所言的《招魂》,即《大招》;由于宋玉又有《招魂》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关于《大招》的作者、创作背景的探索

《大招》的作者及创作背景一直是个谜。本文认为《大招》的作者就是景差,此篇当为景差因顷襄王射兕受惊失魂卧病而作的招魂之词。其创作时间当在顷襄王卧病不久的春天,比宋玉作《招魂》要早、“大招”之被命名为“大”,是因为此篇曾被误认为屈原所作的结果。     

“大招”的作者及其寫作年代

壹“大招”的作者“大招”的作者是谁,有人說是屈原,有人说是景差。我以为是屈原所作。其理由如下: 一、从思想内容上看,“大招”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和屈原的思想相合。“大招”除去按照一般的招魂通套,說四方多灾害、劝灵魂早回家,并“盛称楚國之乐”以外,在篇末有一段長文,大言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这一段文章的性質和上文極不相称,而且,从根本上說起來,作为招魂的巫歌是不应該有这类話的。这是一个矛盾。它說: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史记·日者列传》作者质疑

通过对《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二传在对贾谊的称渭、对贾谊的评价以及二传的学术思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史记·日者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     

论以他称写已与自我称扬:兼论屈宋某些作品之真伪问题

以他称写已与自我称扬,可谓古今一也。这是据人称以辨古代作品真伪时, 当注意的。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而否定其真,虽似极有道理,切实非缜密,经不起推敲。从自我称这一角度切入,《招魂》必为招君王人以成立,而屈原完全可以称自己为“贞臣”。     

论屈原的沉江壮举与南楚文化的关系

屈原自沉汨罗,司马迁称许道:“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人大多也同意司马迁的意见。班固首标异议,以为“君子道穷,命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班固《离骚序》),那么屈原遭到排斥,就该认命,明哲保身,不该怨剌。     

《屈原》列传的错简与《离骚》的写作年代

<正> 《离骚》作于何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只要我们将错简了的《屈原列传》恢复原貌,便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离骚》作于怀王入秦之时。首先可以肯定《屈原列传》有错简,原来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妨先举它后面一段没有争论的文字,来看司马迁文笔的缜密。屈赋中有《渔父》一文,《屈原列传》全文引用。原文的开头是“屈原既放,游子江潭,行吟泽畔……”我们看司马迁把它插     

屈原与楚辞座谈会纪要

重庆师院楚辞研究室主办的《楚辞研究与争鸣》——《楚辞学集刊第一辑》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学者三泽玲尔先生的《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以下简称《展望》)和翟鹏举的《评张国光先生对(屈原列传)的十点质疑》(以下简称“翟文”,张文简称《志疑》)两篇,尤为楚辞学界所注目,为此,     

关于屈原放逐的辨正

<正> 屈原究竟放逐了几次?每次各始于何时?历时多久?放于何地?其因何在?这些问题迄无定论。《史记·屈原列传》记曰:“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目卷)顾楚国……”。“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可确信这应是司马迁关于屈原两次放逐的记述。今分论之。一、初放始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日卷)顾楚国……”指的是第一次放逐。这一段在《屈原列传》中是写在楚怀王“死于秦而归葬”及“顷襄王立”之后,于是往往被误解为     

《橘颂》伯夷为秩宗伯夷考

《楚辞·橘颂》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句中伯夷,古今注者皆以为即《史记·伯夷列传》中之伯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误解。史传中的伯夷是古代所谓“岩穴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庄子·让王》)而屈原则是古代所谓“庙堂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竭忠     

也说屈子为傅

读《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一文,颇有同感,惟觉证据稍显单薄,愿补证助成此说。亦有一二不同之见,提出来求教于作者、读者。1、“导夫先路”在《离骚》中,屈原始终是以一个执策驾御的“先导”形象出现的。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所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也是一个历史形象。在《招魂·乱     

“自投汨罗以死”探源——兼谈屈原墓的位置

《史记·屈原列传》载:“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司马迁这一记述,曾有过争论,如日本人斋腾正谦曾著《屈原投汨罗辨》,就认为屈原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等语,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而已。但这实在是弃其源而改其意。因工作的原因,近年来许多游人,特别是一些外宾和港澳同     

论《招魂》非屈子之作

<正> 《招魂》的作者和写讫时间,自古及今,共有四种解说:1、宋玉招屈原;2、屈原招楚怀王;3、屈原自招;4、《招魂》原文即是《国殇》(和《礼魂》),今本《招魂》是汉代辞赋家的赝作。本心而论,当以二、三说最为悖理,而第四说则颇能切中肯綮。但蹊跷的是,风靡现今楚辞学界的却是第二说,而不是第四说。个中原因,固与倡言第四说者未脱传统的注疏家篱樊,论证支离零碎,在微观上扭于篇目编次等枝节问题,在宏观     

论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兼论屈宋某些作品之真伪问题

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可谓古今一也。这是据人称以辨古代作品真伪时,应当注意的。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写而否定其真,虽似极有道理,却实非缜密,经不起推敲。从自我称扬这一角度切入,《招魂》必为招君王之魂说难以成立,而屈原完全可以称自己为“贞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