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黑格尔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主要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恶”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他动力,特别是不能否认与“恶”相对立的“善”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眉毛的学问

您知道吗?我们每个人脸上那两道眉毛与自己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祖国医学认为:眉毛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依靠足太阳经的血气而生,也反映着足太阳经血气的盛衰。《内经》上说:“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这里所谓恶眉,是指眉毛“无华采而枯瘁”。因此,眉毛粗长、浓密、润泽,反映足太阳经血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那些小小的恶……

何为小小的恶?诸如随地吐痰、哄抢座位、乱穿马路之类,谓之“小小的恶”。怎么个“小”法?小到易被自我原谅,小到犹如浮尘,无处不在。小小的恶总是躲在“小节”里,人们很容易忽视它。不消说“豪放派”们总是“不拘小节”地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打喷涕不避人;连“婉约派”也时不时要“踏青折柳”,“六月飞纸”。你若是上前指出,对方多是一脸的无辜,再不然就是一脸惊愕:怎么能说是“恶”?不拘小节能算是“恶”么?小小的恶真是无处不在。君不见大街小巷的“飞痰”一族,纵横于路口的“红绿色盲”,水龙头里淌不尽的水滴,人行道边始终空缺的栏杆,地…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     

中国古代文学“姑恶”主题的性别表征

“姑恶”主题在中国古代诗词和小说中大量存在,“姑恶”成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在性别理论观照下,“姑恶”叙事虽然有明显的性别语法,但与西方女性主义所提示的“妖魔化” 女性有所不同,“姑恶”所表征的婆媳性别关系具有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性。一方面,婆媳关系是父权性别机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代行父权的母权也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姑恶”主题表征,建构着父权机制之下的姑贤媳孝性别理想。     

一部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书－－析《青春期》主题意向

张贤亮《青春期》的深刻主题体现在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上 ,它通过民族“趋恶心理”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形成的“奴婢式村妇顺从意识” ,揭示了“文化大革命”肆虐是人自身的弱点所致的实质 ,并对人自身的“趋恶”劣根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青春期》所揭示的“奴性顺从”事实 ,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激情和忧患意识 ,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勇气和呼唤改革的心声 ,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世纪之交作家的“愤懑与无奈”、忧虑与期待。     

试析恶在历史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恶”的作用,不能仅仅从伦理的视角去考察,还必须将其放在社会历史中去考察。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对恶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科学地说明了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对“恶”的历史作用的科学论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扬善祛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天黑以后》与村上春树文学的世界性

村上春树对日本的战后社会体制持有严厉的批判意识。本文以长篇小说 《天黑之后》 为例，分析了这种意识是如何体现在其作品之中的。同时指出，这种创作姿态显示了村上文学与世界 文化的接轨，是其文学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体现。村上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反映了现代都市人内心的 孤独、压抑。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市人的精神世界始终与压力、寂寞、空虚为 伴，人性的正常部分遭到扭曲，甚至埋没。按照村上的理解，这些正是不折不扣的暴力和 “恶”的体 现。通过描述暴力和 “恶”，村上一方面批判日本的近代社会体制，一方面也促使读者从近代社会所 具有的普遍性、共时性的角度展开反思。     

试论辛弃疾农村词的局限性

《稼轩词》中有十多首反映农村生活,描写农村景物的小词。这些小词写得清新明快,自然可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从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而也是不够真实的。作者在这些小词中,只反映了农村的“乐”,只表现了农村生活中平和静穆的一面,而没有进一步把笔触力透到平和静穆的背后,发掘出农家的“苦”和“愁”,官家的“狠”和“恶”,以及当时农村的惨淡荒凉来。对于这种局限性,一般的研究者都是认可的,但究其原因时,就不一而说了。本文欲就这方面问题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先达。其实,辛弃疾农村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局限性,也正是所有宋词的“短处”所在。作     

至善与趋恶：康德人性论下的意志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古今有之。其中,康德曾就“人性善恶”问题作出了深刻探究。他将人性细化为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三种不同层次的趋恶倾向,并认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之中,故“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恶的倾向”。他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述,旨在让宗教理性化、纯粹化和道德化。康德强调“道德的宗教”,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人们与恶性斗争,并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并将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至善”。于是,“德性”也被康德看作“一切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的终极条件,是终极的善。因此,康德关于人性在善恶上的倾向不是凭借神启或信仰来解决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让“人性”服从“德行”,通过对法则的敬重和遵从,使之成为至上动机从而指导人们找到“向善”的归路。     

女性主义视阈下重构纳撒尼尔·霍桑

《红字》作为纳撒尼尔·霍桑以清教为背景的代表作,被许多人认为是其男女平等思想的反映,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反映了霍桑的女权意识。本文从霍桑的家庭背景和这部作品中的几位女性形象入手,通过对比分析小说中女性“天使”形象和恶女形象,切入备受争论的《红字》女性主义问题。本文旨在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野下,审视这些女性形象隐含的意蕴,即...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先锋文学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辨

在先锋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的问题上,倾向性态度有四种：先锋“善”而后现代主义“恶”是一种（洪治纲）;先锋“恶”后现代主义亦“恶”是第二种（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善”而先锋“恶”是第三种（麦克路安）,先锋与后现代主义同“善”共“恶”则是第四种（丹尼尔·贝尔）。先锋本是一种前卫意识,一种永不倦怠的破旧与创新的精神;在现代主义文化中,破旧与创新的先锋精神结合得比较紧密,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先锋精神的二重性出现较大程度的背离,由此造成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某种矛盾对立的看法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比较而言,丹尼尔·贝尔的看法更有说服力。     

解读"道法自然"的宗教学内涵

老子的“道法自然”命题内涵有至上神的非人格化、多元化和动态化趋向,这有助于破除对人格化一元神论的迷信,避免狭隘和偏执,有化解宗教冲突以及社会冲突的作用,它对于解释神与恶的共存的矛盾也是有力的;同时,这一命题反映了老子宗教价值观的人文化取向,理性是老子思想的重要特色,宗教理性观要求正确区分宗教与信仰的关系,反对迷信事物;这一命题也反映了信仰道德化取向,这是老子学说能够积极参与到现世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     

擦出人性美的火花 把孩子的心灵照亮

一、概说“人性” 孔子曰：“性相近”，显见他认为有人性，且有共性：孟子云：“性本善”，几千年来，帝王们大概都以此说来进行人治。苟子以为“性本恶”，但他的学术没被董仲舒列为“正宗”，倒被蛮夷借鉴去法治了，以抑人类“恶之本性”。又有先贤搞平衡曰“食色皆性也”，并无善恶。左思主张“人有异同之性”。梁实秋和鲁迅也曾为此“恶”语相加：梁以为“人生的态度是歧义的．但人性的素质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而鲁迅先生以“香汗”、“臭汗”来两难，好在梁并不以为然。     

《马尔多罗之歌》中的崇高与恶

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的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是一部充斥着“恶”的作品,它不仅以种种血腥恐怖的凶杀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还将主人公马尔多罗邪恶、阴暗的心理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甚至加以歌颂。然而,马尔多罗作为一个恶的化身,以其压倒性的激情和比拟自然的强力,使诗歌在恐怖之余更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这种具有崇高性的恶实际上指向了康德伦理学中的“恶魔之恶”,而意味着“极恶”的“恶魔之恶”在齐泽克的阐释下体现为主体内部的否定性。与此同时,马尔多罗强烈的萨德式精神显示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原乐之恶,作者洛特雷阿蒙对马尔多罗这一形象的塑造使崇高的意蕴更为丰厚。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