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国庆（“十月朔”）与新年的合一

秦统一中国后,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因为秦以建亥之月为岁首,采用《颛顼历》,所以就把夏历十月一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十月朔也就成了全民欢庆朝贺的法定节日.但随着历史上多次改历与置闰,秦原来形成的节庆活动也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现象中了.     

“约法三章”句读辨正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攻入关中,军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于是召见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并发表了如下一段讲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軍而定约束耳。”以上这段话,《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一《高祖纪》记载全同。刘邦这段话非常重要,表明他已从农民起义领     

“闾左”为“里佐”说

《史记·陈涉世家》记述:“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以陈胜吴广为首的戍卒九百人首义大泽乡,天下云合响应,终于推倒了秦王朝的统治。汉代人总结秦亡的原因,多将“发闾左之戍”与“收泰半之赋”并称。于是,“闾左”的意义,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題,尤共对于秦末历史的认识至为关键。然而对“闾左”的认识,历来存在着分歧。     

秦楚之际广陵人召平考

秦朝统治者对人民实施残暴统治的结果,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率先发难,各地反秦力量“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史记·项羽本纪》载:“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     

说“闾左”

《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陈涉、吴广以次当行。” 古人对“闾左”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 1、居于里门之左; 2、平民;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秦汉史研究、古代民族史研究成果突出

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1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教授,先后含辛茹苦写出《居延汉简研究》、《摹庐丛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等著作;林剑鸣教授的《秦史稿》、《秦汉史》、《秦汉法制史》(译著,主译),     

姚合年谱(接上期本刊)

据《唐会要》卷六十载:“(元和)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秦: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殿中侍御史,旧例在任十三月转,准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例在任十月转,准具员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月从之”。(《容斋四笔》、《文献通考》中的待御史的任期为十二月,馀同)。知姚合宝历元年初至大和元年正月为监察,大和元年二月至大和二年三月为殿中御史。冬,与贾岛、马戴聚会于洛阳。     

秦始皇身世考辨

吕氏游秦时间和洛阳封地证据说明《策》之可信不及于《史》 ;满十月为“大期” ,不满十月为“小期” ,特书大期而生含有遮人耳目的小期之义 ;“豪家女”出身黑道豪家 ,与邯郸姬并不相乖。《史记》记载无误 ,秦始皇的确出自吕不韦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目前人们研读《史记》的权威文本。近日,笔者取民国年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简称“百衲本”）与之对校,见二本或有异文;现取《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以资参证,就异文中可商之处草成数则,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谈《汉书》的体例

班固的《汉书》继《史记》而起,它对于《史记》体例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也出于记述汉代大一统皇朝史的需要,对《史记》体侧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汉书》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功能,确立了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在体侧上,章学诚所论史、汉的“圆而神”与“方以智”,实际上是讲它们在对内容与     

张良卒年及相关史事考论

《汉书·张陈王周传》所载张良去世及留侯“国除”的时间与《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符。由这一歧异入手细绎史料,可以看出张良积极地参与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刘邦“易太子”事件,由此与吕后、太子逐渐接近,而吕后专制、吕氏掌军及封王等局面的形成都与张良有脱不开的干系,他去世的年份正关乎西汉初年这一政治格局的剧变。《汉书·张陈王周传》的错误显然是班固“为贤者讳”的结果,但却留下了漏洞。至于张良的“成功不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初依照“功次”任职的体制不利于他获得与自己身份、才能相符的职位所造成的。     

“庶事草创”与“十月至霸上”——论“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书写

在汉代经学体系中,"改正朔"以示新命所在,乃是政权鼎革之际的必然行为。然而事实上,汉初并未改正朔,而是"袭秦正朔"。面对这一事实,《史记》《汉书》进行了历史书写的补救,"庶事草创"与高祖"十月至霸上"就成为"汉初不改正朔"的两种历史解释。这两种历史解释皆非"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真实,而是经学化的正朔理论形成后的补救性解释。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陈胜乡里阳城新考

《史记》和《汉书》均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乡里在阳城,西汉析秦三十六部为八十三郡、十三国,郡县建置变化很大。颍川、汝南二郡同设阳城县。哪个阳城是陈胜乡里,司马迁、班固笔下未作交待。到了唐代,人们对陈胜乡里在何地更渺茫不清,著名学者司马贞依照韦昭的陈胜乡里阳城“属颍川”之说,又参阅《汉书·地理志》,臆断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摄提与孟陬

摄提是星名,孟陬是指夏历正月,这在古代天文历法上是非常明确的。屈原在《离骚》里提到自己降生时说: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也即本着这个说法,说自己是在天象清吉的正月里、一个庚寅日降生的。“摄提”作为古代天文历法上一个重要的星辰,它与“孟陬”的正常关系,被认为是显示着万象回春的清平吉象;这也是古人所公认的。本文就是打算就这些进一步加以申述。     

司马迁受刑之年略考

对于司马迁受腐刑之年,历来说法不一,多以为在天汉三年,也有以为在天汉二年,还有以为在天汉四年.我觉得前一说为是. 说司马迁受刑于天汉三年的主要根据,是司马迁本人的自白:“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七年”,是指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因为《自序》这几句话之前,是说太初元年“论次其文”,而从太初元年起,至第七年确是天汉三年,既然司马迁自己这么说,还是完全可靠而可信的.所以,后人注解“七年”,就明确地说是天汉三年.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