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亚里斯多德对哲学史的批判——读《形而上学》

亚里斯多德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早有定评的。但是,把他作为一个哲学史学家来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最近学习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深感要真正弄清他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就应当首先把他作为一个哲学史学家来研究,必须了解他对哲学史的批判。为此,本文以《形而上学》为出发点,着重探讨亚里斯多德作为哲学史学家的一些有关问题。     

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蘭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

解放以来,特别是从1957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談会所引起的哲学史方法論的大論战以来,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党性的原理似乎已經得到我国学朮界的公认,在哲学史方法論的討論中已很少再討論这个問題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的实質在于它肯定在哲学的領域中,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唯心主义哲学,沒有什么超唯物唯心的或既是唯物又是唯心的哲学。在哲学史研究中坚持这一原理作为指导,就是要坚决彻底地对一切哲学現象,从哲学的学派、发展过程和阶段起,直到具体的哲学体系和观点     

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文化买办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代理人。实用主义一开始出现,它的政治任务就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实用生义往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带着反苏、反共的反动政治目的。这是几年来广大学者在批判胡适的文章中早已指出过的。胡适这个文化买办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学术问题来宣传实用主义,他讲的所谓学术问题,当然不是学术问题。由于胡适手法比较陷蔽、狡猾,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的必要。实用主义忠实于美国大资产阶级及其国外的代理人,并不忠实于学术,所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从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到最近在台湾发表的反动学术论文,没有一篇文章不是为他的反动买办立场服务的。由于胡适在政治上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级共同走着没落的道路,在学术上的见解也必然越来越反动得露骨。     

王夫之对宋明儒家思想的批判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生活在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时期。明末,最反动的大地主、大官僚阶层,为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命运,一方面竭力宣扬反动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则挥舞屠刀,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但是,这只能激起农民阶级更强烈的反抗。在明中期连续数十年大小数百次的农民和市民起义的基础上,于一六二九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他们在“均田免税”的战斗口号下,用革命的暴力,批判了儒学,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     

王夫之对朱熹理学的批判

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晚年长期住在他的家乡湖南衡阳县的石船山下,因而后人又称船山。王夫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封建社会末期,代表着进步的社会力量,向变种的孔学——程、朱理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无情的批判。在儒法斗争史上,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     

王夫之对朱熹唯心主义理学的批判

王夫之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是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封建社会后期,代表着进步的社会力量,向变种的孔学——程朱理学,展开了批判,在儒法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反动的孔学逐步演变为一套极端唯心论的理学。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时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王安石变法的程氏兄弟(程颢、程颐),而集其大成者则是那个口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朱熹。在封建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朱熹适应大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继承其祖师爷孔老二的天命论,并加以梳妆打扮,精雕细刻,建立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朱熹讲理学玄而又     

从《易学哲学史》看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

朱伯先生自１９８１年为研究生讲授“易学哲学史”课程,以后陆续有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面世。前段时间,我重新拜读了《易学哲学史》的上、中两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版）,又续读了其三、四两卷（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觉对《周易》和易学性...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践论》和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正> 《实践论》系统地阐述了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不仅同我国历史上唯心主义的知行观根本对立,也同我国历史上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有着原则的区别;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人类在以往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全部认识论合乎规律的发展,因而,《实践论》和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践论》的副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就直接将两者联系起来了。研究清楚这一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重要的,还在于由此可以看到进一步发展包括辩证     

《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之我见

哲学作为“人类文明活的灵魂”,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中,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黑格尔宣言:“一个民族若缺少哲学,就犹如一座庙宇其它方面装饰得富丽堂皇,但没有至尊的神”。恩格斯也继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两位哲学大师高度评价了哲学这门意识形态对一个民族乃至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肯定锻炼理论思维能力的形式多样,但最好的方法是学习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的哲学史,它不是各个时期哲学家哲学思想的罗列,而是人类思维的辩证发展史。在其内容有异的发展史     

对《批判折中主义》的批判

在万恶的“四人邦”猖獗一时的时候,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批判折中主义》,这是一本在哲学领域制造混乱,大耍诡辩术,歪曲革命的辩证法,为“四人邦”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而摇旗呐喊的“理论性”小册子,它的出笼绝不是偶然的。一九七五年初,党中央根据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针对林彪、“四人邦”的破坏、干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整顿。到了     

这样的分析、批判对吗?——评《哲学史上的先验论》对孟子的介绍

新建同志对《哲学史上的先验论》一书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值得欢迎的。这对我校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继续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个促进。我们决心和广大工农兵一起,认真看书学习,狠批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孔孟之道,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中国古代语言边界思想阐释——以《道德经》和《周易》为例

通过对中国的古代经典《道德经》和《周易》中的语言边界思想进行阐释,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语言边界思想,并指出,就语言边界思想而言,《周易》和《道德经》的思想系统具有一脉相承性,体现了中国古代语言边界思想的系统延展性,由此发现中国的语言边界思想及其系统发展比西方思想史中有关语言边界的思想早了两千多年。     

王夫之对孔子天命论的改造

王夫之以理气观为基础,对孔子的天命论进行改造。他批判了孔子的意志之天,变意志之天为自然之天,天成为了气的代名词;命不再具有神秘性,成为了气与理的混合体;鬼神则是气在太虚状态下的属性。王夫之对孔子天命论的改造,对王夫之思想体系的建立以及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读《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

正晚近以来,梁启超于政治、学术影响之大,贡献之夥,著述之众、流风之盛,时罕有其匹。故而梁启超及其政治、学术等诸多方面成为后此各时期的研究热点。然而,是不是梁启超的政治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价值已然被人们充分认识了呢?当然不应该这样说。一方面,研究者视野、意识方面的遮蔽始终是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研究者研究范式的转捩亦相当重要。就梁氏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而言,就必须重新认识。当然,作为持续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后来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如何置喙,则关乎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学术积累的厚度。近读陆信礼博士的新著《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中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王夫之对《坤》卦的阐发

王夫之对《坤》卦的阐发主要表现在:表彰坤主动经受磨难,增益其所不能,灵魂上净化自己,境界上提升自己,破除一切系缚粘滞的精神。明确了阴之慝乃阳放任、纵容的结果,且恶乃积累而成,渐至其大。故阳须加强监管之责,不给阴以坐大的机会。坤虽阴柔,亦有大美。其美在含弘光大,内敛致深,而又笃实平易。故体此精神而兴礼乐教化以充实、坚韧自己。王夫之这三点发挥,是他纠正明代文化弊病,为华夏未来文化树立刚健正大昂扬笃实的基调这一文化意识的体现。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