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会审"制度

"会审"是中国近代一项特殊的司法制度,它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侵华特权,是列强在华行使其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会审法庭最先创设于上海外国租界,并陆续扩展到鼓浪屿、汉口的外国租界和东清铁路.列强通过会审特权的行使,扩大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同时,列强在会审法庭中,不以中国法律为审判依据,干预法庭诉讼程序,不仅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性,而且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会审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     

领事裁判权对近现代中国法制的影响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其驻外领事等按照本国法律对在另一国领土之内的本国侨民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是国际上殖民主义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殖民地、附属国攫取的一种片面的法律特权。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今我们反省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司法独立的信念。      

论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

混合法庭是西方列强实现其在近代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近代中国混合法庭的典型,采用了当时中国衙门的组织形式和西方的诉讼模式,法庭由缺乏法律专门知识和司法经验的陪审官主导审判,它的发展与外人的不断扩权相始终,中国传统法律难于在混合法庭适用.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加快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晚清西方在华司法机构与华洋诉讼——以华洋讼案的受理与审判为中心

晚清时期,列强各国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在中国诸多通商口岸设立各色领事法庭和法院,它们依据西方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审理以本国侨民为被告的华洋讼案。该理案模式在压抑华人正当的权利诉求,侵蚀中国司法主权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方诉讼制度和审判原则在中国的移植与散播。     

关于清末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再思考

在近代历史上,领事裁判权是西方列强侵夺半殖民地国家的司法主权,对其在这些国家的本国侨民进行司法管辖的特权制度,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施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通过对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确立过程的简要概述,把握其在华形成及实施的基本脉络,对其实施及影响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近代外国在华法庭述论

在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各国先后在中国建立起一批外国法庭,以行使它们非法攫取的领事裁判权。这些外国法庭在进行司法审判过程中,以各国法律为依据,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甚至超越条约对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擅自扩大在华法权。这些外国法庭的设立,为列强肆意践踏中国法权提供了保障,严重地侵害了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     

清末各级审判厅与华洋诉讼

各级审判厅是清末司法改良的产物,其成立之后,在设立审判厅的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以洋人为原告的华洋诉讼案,尤其是民商诉讼,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许多外人迳自把纠纷案件提交审判厅审理;其次,新式审判厅在审理华洋讼案时,其适用的法源某种程度上汲取了清末大规模修律的改革成果。理案过程中亦极力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西方领事的观审权局限于旁听,从而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内忧外患与民众舆论诉求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北京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财政拮据,政局不稳,兵变时有发生,外交未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等。但民主共和思想逐渐在人们心中扎根,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社会秩序紊乱,民众舆论复杂,思想尽管纷歧却很活跃。人们都希望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出现,都希望一个高效廉洁政府的组成,以巩固东亚民国之丕基。     

“废约”态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间的互动——以南方政府（1917～1927）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南北政府对峙,各派政治力量在诸多领域频繁互动。受中共废约主张与北京政府废约外交的影响,南方政府及时转变了对列强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积极充当民众反帝运动的领导者,使自身在废约运动中取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废约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推动着当时中国反帝废约运动的发展。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及其对我国经济主权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特点将对各主权成员方的经济主权产生影响。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趋势对我国经济主权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有助于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法制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     

论扣押程序的正当化与域外资产追回机制

在我国,扣押是一种常规的对物的侦查手段。在启动程序、决定程序、配套程序、程序救济与制裁等方面,我国扣押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它在域外资产追回中应有的作用。当前,我国可在坚持司法主权的原则下,将扣押界定为刑事强制处分、明确其所有权归属、坚持司法救济原则、完善司法协助中异议与裁决机制。     

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刍议

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的确立应当充分考虑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特点,以及反倾销案件的特殊规律。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标准可确立如下:第一,据以做出行政决定的案卷记录的证据是否充分,评价是否公正、合理;第二,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是否正确;第三,是否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第四,是否超越职权;第五,行政裁量是否明显不当;第六,是否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司法审查的民主视角--以《论美国的民主》为中心

在为司法审查提供正当性论证时,传统的解释诉诸自然权利理论,其经典公式是基本权利不取决于任何投票的结果,但这在理论上是无法自洽的。因此,需要从人民主权自身的结构去理解司法审查的逻辑。从民主视角考察,不仅法院是内生于民主国家的权力结构的,而且法官在进行司法审查时,也是严格按照民主规则和程序进行的。在民主视角下,司法审查的功能主要在于它是政治宪法结构的平衡阀。     

民国时期中外新条约的签订与领水主权的部分恢复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意识到领水主权丧失所带来的危害,要求列强放弃在华领水特权已经成为民国政府废约运动的重要内容。随着废约运动的开展,收回领水主权的努力逐渐得到回报。当时一系列新条约的签订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领水主权的逐渐得以恢复。新约的签订使中国领水主权无疑得到了尊重,尽管这还只是条约文本意义上的尊重,但毕竟从法律上解除了中国领水主权所受到的约束。对于这种法律程序上的主权恢复活动,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领水主权回归正常状态的重要步骤。当然,新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中国领水主权的立即恢复。由于列强不愿意真正放弃原有特权,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卖国,中国领水主权并没有得以完全恢复。新条约签订后,中国领水主权依然不是完整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权垮台。     

论关键日期在南海海域划界争端中的适用问题

关键日期指一个时段的最后结点。在此时段内,争端有关的所有实质性事实已经发生,同时这个时期之后双方的行为已经不能够再影响到这个争端。关键日期这一概念是国际司法机构从处理领土主权争端案件发展而来的,但在海域划界问题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论证。由于海洋权利不同于领土主权的属性及中国主张在海洋权利方面的模糊性,决定了在南海海域划界争端中关键日期是难以确立的。我们应将岛礁主权争端与海域划界争端分开考量,明确九段线的法律立场,制定自己的海域划界方案,同时也应加强南海共同开发方案的研究,以合作促进划界的实现。     

论国际刑事法院之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是国际社会法治化、民主化的重大转折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以补充性管辖原则为基础的一系列管辖原则、管辖条件和程序。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使管辖权的目的是维护司法独立性与限制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规则获得普遍认可,完善某些机制是必要的。     

对恐怖主义与打击恐怖主义的法理分析

对恐怖主义与刑事犯罪、政治犯罪、战争犯罪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法理分析;进而对打击恐怖主义涉及的自卫权与国家主权、国际司法合作、人道主义等问题作了一定的法理分析。旨在帮助界定恐怖主义和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我国司法制度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实现,可从推进和完善司法独立、注重程序和完善监督制度三个方面着手解决。     

国际刑事法院刑事合作的基本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运作依赖于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刑事合作和司法协助。国际刑事法院刑事合作应当遵循尊重国家主权、保障人权、适用《罗马规约》原则。这些原则构成国际刑事法院刑事合作规范体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