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法律制度研究

当今社会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中海油漏油等事件的处理和应对再次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是企业为实现公众环境知情权而履行的义务。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无论是对于及时应对污染事件,还是对生命健康利益的维护,抑或对环境污染的事后救济都有重要作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一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缺乏统一的环境信息法,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主体、内容等都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有必要围绕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强制公开制度在主体、范围、监管机制及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的不足,进而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信息的强制公开制度提供参考。     

提升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的路径设想——以建立"政府-媒体-公众"联动制度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7·5"事件等民族地区突发事件的信息流向分析,提出突发事件信息系统的核心是建立"政府-媒体-公众"联动制度为中心的信息控制体系,即政府为主导,媒体为辅助,公众为服务主体,以达到将无序信息转化为可控信息的目的.     

论我国城市供水污染事件法律应对的不足与完善——以“兰州供水苯超标事件”为例

兰州供水苯超标事件反映了我国在供水污染事件法律应对上存在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政府环境责任不明确、公众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和第三方水质检测机制缺失等问题。为此,应当明确信息公开的时间、主体和范围,加大对发布不实信息供水单位的处罚力度。同时,加快转变"重政府经济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的状况,加大对环境监管者的监督力度。此外,应当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并引入第三方水质检测机制,确保检测数据的客观公正。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问题研究——以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为例

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肇事企业及时、真实的公开环境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为例,在该事件发生后环境信息公开存在不及时、不真实等问题,说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健全,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使之适应民众和社会的需要:一是在立法方面,要细化法律规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二是在执法方面,要提高执法主体的行政执法能力;三是在司法方面要建立专门针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便捷诉讼通道。     

试论突发性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

近年来,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对经济增长、社会安定以及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关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讨论和研究也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在对众多突发事件的探讨和评论中,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实施信息公开,对于缓解公众压力、协调公众行为、提高应对能力、成功化解危机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谐社会背景下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公关机制的构建

政府危机公关涉及的危机又称为公共突发事件,它的种类宽泛,根据联合国相关研究机构的界定,公共突发事件具体包括三类: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环境恶化。作为公共突发事件的危机事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危害性,无论危害的种类和大小,事件一旦发生,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生命财产和相关利益的损失,无论人数多少、数量大小,对于当事人及关注他们的人而言,都是惨痛的,而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日益便捷和频繁,使得受影响的人往往不在于一两个人、个别地区和国家。在通常情况下,松散的、常以单个力量出现的公众是无力对抗具有公共危害性的危机事件的。此时,公众自然会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政府表现出来的任何态度,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举动,都会立即引起公众的审视和关注。政府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公关的主要功能是向公众提供真实及时的危机事件信息,赢得公众的支持。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公关存在不足我国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处理是在经历了“非典”疫情后开始加速建立健全机制,逐步形成管理体系的。然而从2002年底爆发的“非典”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政府多次强调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不可否认,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政府的措施更加得力、公众的...     

论突发事件中新闻发布制度如何发挥实效——从崇州事件谈起

新闻发布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由于在突发事件中,公众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危,此时相关信息的公开显得更为重要。然而,由于缺乏法制的制约和官员们的惯性思维影响,突发事件的发布往往困难重重。本文就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发布制度如何促进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做了有益探索。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完善——以盐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公开工作为例

当今世界突发公共事件多发频发,保障公众知情权对增进政民互信、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法律法规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存在着疏漏和模糊,实践中容易遇到操作层面的困难。在已有研究和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聚焦盐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采取的信息公开措施,分析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在立法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明确信息分级公开权限,列举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明确信息发布的审批程序、公开时间、形式,进行绩效考核等相应建议。     

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现状与变革

突发事件的特殊场域决定了其间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应然性角度看,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具有及时性、主动性、准确性、广泛性与统一性。我国当前立法存在着公开的规定过于分散、公开的内容比较模糊、公开的义务主体不一致、公开的程序机制不健全等缺憾。因而,应当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完善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二元法律体系;同时,立法还应明确界定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统一规定公开的义务主体,健全公开的程序机制。     

环境知情权探析

环境知情权是知情权在环境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其权利主体应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其义务主体主要是掌握环境信息的行政机关和企业,其客体是环境信息。维护公众环境知情权,必须明确环境知情权的法律地位、制定环境信息公开法以及建立环境知情权的程序机制。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研究

健全的机制是推进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管理决策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仍存在法律保障不健全、缺乏有效路径以及环境问责和救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这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因此,应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政府回应、环境诉讼、责任追究等机制,进一步激发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管理决策热情,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论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机制的完善

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对于维护环境权、保障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现行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在信息公开、参与公共决策以及参与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完善我国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应提升信息公开有关法律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对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制度予以实体与程序性保障,建立适合于各类监督参与主体的监督方式,完善环保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公益诉讼三大救济制度。     

高校危机事件中的媒体应对策略分析

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有着内在关联。在高校危机事件的媒体应对中,应严格区分突发事件与危机事件,利用媒体及时传播突发事件真实信息,有效化解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的信任危机;关注网络舆情,避免突发事件处理失当而引发校园网络群体事件危机;充分发挥高校新闻发言人的沟通引导作用,正面回应突发事件,及时化解由此可能引发的舆论危机。     

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责任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究其原因和责任不明有关。我国主流媒体的性质、地位决定其有责任及时、准确地报道突发事件,以适应我国建设和发展大局的需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以及媒体之间竞争的需要。同时,主流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有责任增强法纪意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不传播虚假信息,防止为保障知情权而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还要考虑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     

构建学校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机制的若干问题

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机制是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学校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机制有利于保障师生及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遏制谣言传播、提高应急效率和维护学校形象。目前,我国学校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机制建设存在信息公开意识匮乏、缺乏完备的法律支持等问题。为此,应注重培养学校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意识、完善学校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疏通学校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渠道。     

社会转型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公众认同:解离与重构

社会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认同的客体和主体产生了多维影响。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解离,既与社会转型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表现有较大关联,更与公众理性、价值诉求的多样化、媒体发展等社会情境密切相关。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认同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复合性,是基于认知、互动和情境的综合结果。要重构企业社会责任的公众认同,需通过优化发展模式和完善信息沟通策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主动转型,还要形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约束规制和刚性底线的治理机制,建构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认同修复的社会情境。     

论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形象

新媒体时代的政府信息公开、全球资讯一体化、媒体监督等等,使政府在形象树立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政府必须立足新形势,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执政能力,善于利用媒体,积极地采取有效方法来进行形象的塑型传播和矫型传播。政府形象的塑型传播主要是利用官方媒体主动实现信息公开;重点和难点是矫型传播,主要是指突发事件的处理及舆论引导,重点是要利用新媒体的交互功能,具体方法有：利用互联网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及时捕捉社会热点并积极应对网络舆论、重视网民的参政热情并合理引导。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缺失及其改革——以行政法的平衡论为视角

从平衡论的视角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通过改变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加强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等的地位,并为其他行政程序制度功能发挥提供前提条件。分析、检讨、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不仅应制定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而且还应从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及信息公开的救济三个方面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内容要旨。     

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之信息公开条款群

2012年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就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设计已有重大突破,但仍存在制度定位不准确、法条编排思路混乱、结构不合理、法条繁简失调、相关制度未能集中规定等不足。《环境保护法》的总则应明文宣示公众参与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前提和依据,确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环境法基本法律制度地位,进而区分主体和行为的种类,分散地规定组成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要点,为日后下位法的立法细化奠定制度架构。此外,还须确保每类环境信息公开的违法行为均有对应的法律责任。     

转型时期我国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曝光的社会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安全事故、突发事件频发的情况比较突出,媒体的关注度也日益升温.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本身具有特殊性,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曝光自有其社会背景与原因,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从正面讲,能够有利于及时快速处理事故和灾后重建,遏制事态的扩展;有利于强化政府决策和行政的科学性有效性;有利于政府官员"问责制"的推进,强化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也有利于普通公众的安全意识的提升和社会抗逆力量的增强等等.从消极方面讲,曝光会在公众中产生"放大镜"效应和麻木感,或造成社会恐慌,或由于曝光失实导致社会混乱等.因此,需要对媒体在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报道方面进行规范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