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政治表达的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

网络政治表达创造了一个以科技为本,追求民主和自我参与决定的政治生活实践新模型,也带来了建立政府回应机制的要求.政府的回应性是衡量网络政治参与效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构建责任型、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主要标尺.对于网络政治表达,政府的回应性要求体现在回应的反应时间与处理结果两个方面.关于回应的路径,网络政治表达的政府回应可以同样通过网络的方式回应,亦要建立体制内制度对接的回应机制.网络政治表达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路径主要有畅通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改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等等.     

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话语的影响探究——基于F市G区12345平台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为政民互动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公民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性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能力和回应效能的影响,很少基于政治修辞的角度对政民互动的话语进行具体分析.以F市G区为个案,利用其12345平台连续三个月完整的公民诉求工单数据,探讨了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话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回应话语会受到公民诉求话语、问政类型、诉求领域和是否主动提供个人信息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政民互动中的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都具有选择性,是一种策略性互动;策略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和公民彼此政治信任基础的缺乏.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中地方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动力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逐渐实现一体化,推动了公众诉求表达与地方政府回应。基于山东省人民政府网中2016—2021年期间的60 253条办事咨询留言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情感分析方法对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进行分析,呈现公众诉求与地方政府回应特征,同时从政民互动视角创新性地提出“需求-压力-技术”分析框架,由此可见,公众诉求、科层压力、技术支撑三种动力要素构成了地方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动力机制,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高离不开这三种动力要素的驱动。因此,需以诉求驱动、压力传导、科技支撑为动力导向,积极满足公众需求,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加强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以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回应性。     

三峡移民过程中的伦理诉求与政府的制度回应

政府是三峡移民的主导方,而移民和环境则处于政府行为的相对人地位,其利益的增损与政府的实际回应息息相关。因此,探讨移民的诉求和政府在移民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伦理学理论的引入,阐述了移民过程中环境、分配以及行政三个主要维度的伦理诉求,同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制度理论出发,探讨了政府为应对上述诉求,降低移民过程中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扩大社会效果应当从制度上作出的回应。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回应

大数据思维和应用已经渗透到政府治理范畴中,为政府回应带来了多方面的变革,使得政府和社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必须把大数据思维融入政府回应的理念向度、工作方式和决策思路中,确立大数据的战略地位,营造数据文化,规范数据使用,创新政府回应机制,加强政府回应的主动性,拓展政府回应的渠道,真正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论失独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回应间的鸿沟及其弥合

随着失独问题的日益凸显,失独群体采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行的诉求方式,向各级政府提出自己兼具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诉求,针对这些诉求,政府也选择性地做出了回应,但二者在失独问题的认知等方面依旧存在较大的张力和诸多矛盾。因此,只有从单向性回应、形式化回应走向互动性回应、实质化回应,努力寻求失独问题解决的平衡点与突破点,才是弥合这一鸿沟的有效路径。     

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实用主义回应及其政治意蕴

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回应基本属于"实用主义回应"。从治理转型的视角看,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的政治价值在于其有利于政府与民众的"互训",但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能否良性、渐进、彻底地持续进行下去,取决于宏观制度供给的改变。视宏观制度供给的情况,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既有可能滑向机会主义和鸵鸟主义,在制度性漠视和个案选择性回应之间徘徊,也有可能从维稳驱动型回应转为权利驱动型回应,从实用主义的个案回应转到系统的制度性回应。     

回应性政治视阈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行动研究

创新活动始终伴随人类活动的开展,对政府而言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从来不缺少创新行为和做法,地方政府创新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有利于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有多重角色,希望获得中央认可,增加财政收入,顺利解决本辖区问题。同时具有自主性,其创新行为是对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回应。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府角色定位初探

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现今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大致可以概括为网络建言献策、网络揭黑反腐、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网络政治冷漠。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在应对网络政治参与中面临多重难题,比如政府信息透明度低、网络立法缺位、政府网站建设滞后、政府网络资源供给不足、政府网络监管失灵等。政府必须调整角色定位,做网络民意的倾听者,网络问政的参与者和网络民主的引导者。     

突发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政府回应研究——基于案例的分析

以10个典型突发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资料为基础,利用比较的方法对事件热度、爆料时隔、回应次数、回应时隔、回应主体类型、回应策略变化与政府应对关系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事件热度与应对效果无明显相关关系,而回应次数多的事件通常应对效果较好,在回应主体上,第三方或更高层级主体的回应效果较好。另外,应对较好的事件通常回应策略多元,以积极策略为主。     

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考量

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推动民主治理的发展,而公共政策表达体制的不完善又极大阻碍了这个进程。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政府回应制度作为公共政策表达的重要途径,逐渐引起行政部门的关注。政府在网络回应机制建设方面主要还存在不成熟、效率低下以及透明度不高等问题。现代政府应该从机制和价值两个层面进行反思,主动应对网络时代民意表达与公众政治参与的要求,探析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路径。     

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考量

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推动民主治理的发展,而公共政策表达体制的不完善又极大阻碍了这个进程。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政府回应制度作为公共政策表达的重要途径,逐渐引起行政部门的关注。政府在网络回应机制建设方面主要还存在不成熟、效率低下以及透明度不高等问题。现代政府应该从机制和价值两个层面进行反思,主动应对网络时代民意表达与公众政治参与的要求,探析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路径。     

政府回应中的紧张性及其解析——以网络公共事件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普及,频发的网络公共事件已经成为促动政府回应的重要引擎。笔者主要从政府及其官员的立场出发,探讨了政府回应网络公共事件过程所面临的问题。政府回应主要包括话语性回应、行动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网络公共事件所形成的舆情环境中,政府回应将遭遇到价值、技术、制度和能力等方面的紧张状态。政府回应说到底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主要涉及信息不对称、权力与控制、利益的错位和双边信任等方面的问题。     

微博论政与政务微博——与时俱进的政府回应性问题研究

政府的回应性是责任型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但随着微博论政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政府回应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政务微博成为了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可行方式之一.现代民主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所有权和行使权的分离.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有义务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和关切.政府回应性成为衡量现代政治制度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之下,人们通过选民代表表达诉求,而政府则对选民代表的提案做出回应.我国民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回应性评价较低,政府的回应性亟待提高.导致我国政府回应性低下的原因既是由于我国公民缺乏参与政府活动的机制和途径,如公民听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公民上访等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又是由于传统的政府回应方式,如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已不适应当前网络化时代的要求.微博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形式既能弥补公民参与政治事务途径不足的缺陷,又能为政府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政府回应方式.     

浅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下的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更多的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这对于我国各级政府治理理念提出了新要求。通过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解析和参与动因分析,提出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下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路径选择：政府合理地扩大其管理半径,提高其管理效率;有更强的回应力,回应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需求;政府自身角色的转变,处理好网络话语的主导权;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与发展路径探析

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中国政治现实的宏观背景出发界定网络政治传播,认为其具有主体多元化与双峰化、以传播行动为中心、媒介渠道多样化、融合传播与参与、重视多视角传播效果等主要特点。我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四种路径:以传播策略-效果为中心的政府-公众的路径;以传播/参与-回应为中心的公众-政府的路径;以组织变革为中心的政府组织内部路径;以公民文化为中心的公众间路径。